Reuters, Mon Jun 23, 2008 10:29am BST

By Nick Mulvenney

BEIJING, June 23 (Reuters) - Soccer in China is dead and the lack of a grassroots base is hampering the chances of a quick revival,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a new book about the world’s favourite sport in its most populous country.

China first victory in their Asian qualifying group for the 2010 World Cup against Australia on Sunday was too little, too late and they now have no chance of appearing at international soccer’s top table until 2014.

Rowan Simons, whose book “Bamboo Goalposts” was published last month, believes that only widespread reform of the whole footballing structure in China can save it.

“It’s dead, in my view, it’s never had a life,” the 41-year-old Briton said in an interview.

“It’s always been about the elite, you can do that with minor sports but not football… unless something is done soon, it’ll be the end of football in China altogether.”

Simons arrived in China in 1987 and has remained for much of the last 21 years, enjoying fame as a football commentator for Beijing TV and running a couple of media companies as well as China Club Football.

At the end of the 1990, he witnessed China’s football boom and was also around when it petered out after China’s sole appearance to date at the World Cup finals in 2002.

“For a couple years it looked like China might become a footballing power but, with hindsight, it’s easy to say why that wasn’t real, because there’s no grassroots, there’s no pyramid,” he said.

“Corruption became an issue… with referees getting large bundles of cash and then being replenished at halftime to make sure the second half went the same,” he added.

Simons thought about how to save the game he loved in the country he now considered his home and decided they needed to go back to an era that was “clean and pure”.

ELITIST SYSTEM

Settling on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game was growing as an amateur sport in Britain, he and his partners came up with China Club Football. Like everything else in China, running an amateur football club would require official permission.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ood what we were trying to do because it’s an elitist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CFA) doesn’t have amateur football in its remit,” he said.

“In their thinking this was stupid, ‘Why would you get involved with football for people who will never be any good at it?’ They said ‘you’re mad but go ahead’.”

The club now has 60,000 members with more than 100 teams playing weekly five-a-side competitions.

“It’s a mission, the goal is to have the largest amateur football network in the world.”

Simons points out that in FIFA’s “Big Count” in 2006, China had only 708,754 amateur and youth players from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compared to 738,800 from 41 million in England.

“If China could get to the sam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s England, that’s an extra 40 million players,” he said. “It can happen really quickly if there’s political change.”

Simons was hoping August’s Beijing Olympics would be a catalyst for that change and that his book would be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hat preceded it.

“I wrote it for China, I wrote it for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it doesn’t look now like it will be published in China before the Games,” he said.

The Chinese system is not only bad for the game, Simons feels, but also contravenes FIFA’s rules o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game.

“Give China a bit of time, five years let’s say, and if they don’t get the government out of football, they should be banned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 said.

“How can China still be a member of FIFA when the CFA is a government-controlled body and there are no elections to it at all?”

Simons believes there is a “massive groundswell” of support for reform.

“People feel disenfranchised, they feel angry at the way football is being treated and the way the national team always fails,” he said. “When will China be mature enough to allow people to organise their own football matches?” (Editing by John O’Brien)

官方翻译：

老外建言：中国足球已死 必须推倒重来
2008年 6月 24日 星期二 10:43 BJT

路透北京6月23日电(记者Nick Mulvenney)—英国人罗文(Rowan Simons)上个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足球的新书《足球无疆》(Bamboo Goalposts)。他表示，中国足球已死，而且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其复苏恐怕也将十分缓慢。

中国足球队周日终于在与澳大利亚的比赛中赢得了2010世界杯外围赛的首场小组胜利，但这场胜利来得太晚了。现在中国队在2014年之前都不会再有机会出现在世界顶级赛场上。

罗文认为，只有全面的体制改革才能拯救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在我看来，它甚至从来就没有活过，”41岁的罗文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足球总是围着精英转，小的体育项目可以这样做，但足球不行。如果不马上做出改变，中国足球就全完了”。

罗文1987年来到中国，此後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他在北京电视台担任足球评论员，开了两家媒体公司，还创立了北京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China Club Football)。

他在1990年代目睹了中国足球的蓬勃发展，也目睹了2002年世界杯昙花一现後，中国足球的逐渐衰落。

“有几年，中国大有成为足球强国的趋势，但是没有。事後看来，我们很容易找到原因，那就是它没有群众基础，也就不可能有金字塔的塔尖，”他说。

“腐败也是问题，裁判赛前大叠大叠地收黑钱，中场休息的时候还要收一次，保证下半场继续那麽吹，”他说。

罗文已经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总在思考如何在这里拯救这项他最热爱的运动。在他看来，中国足球需要重新回到“干净纯洁”的时代。

精英系统

就像19世纪足球刚刚做为一项业余运动兴起时那样，罗文和夥伴们创立了业余性质的万国群星俱乐部，并向政府申请批准。

“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麽，因为中国的体育是精英体制，中国足协根本就不管业余足球的事，”他说。

“他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很愚蠢，他们说：‘为什麽你们要让这些对足球没有用的人参与进来？’”

现在，俱乐部已经有了六万名会员，每个周末的五人制比赛都有100多个队参加。

“这是我们的使命，目标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业余足球网络”。

罗文援引国际足联2006年的资料称，中国拥有13亿人口，但业余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只有70.8万人。英国只有4,100万人口，业余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却有73.8万人。

“如果中国足球的参与度能达到英格兰的水平，运动员就会比现在多四千万，”他说。“如果现在进行体制改革，这个目标很快就能达到”。

“这本书是我为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写的，但是在奥运会前恐怕不会有出版的机会，”他在谈及《足球无疆》时说。

罗文认为，中国的足球体制不仅不好，而且还违反了国际足联关于政府不得干预足球的规定。

“给中国一些时间，比如五年吧，如果他们的政府不退出足球，那就全球禁赛，”他说。“中国足协是一个政府控制的机构，完全没有选举，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麽还能是国际足联的成员？”

罗文表示，他的改革建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人们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对足球的处境和国家队失利的方式感到愤怒。中国什麽时候才能足够成熟，让人们自己组织自己的足球比赛？”(完)

翻译：余乐 发稿：王丰

莎朗・斯通到底说了什麽？
2008年 6月 2日 星期一 17:26 （北京时间）
路透社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专栏

上周二下午，一位中国朋友给我转发了莎朗・斯通的一段视频。一听到她说出karma(因果报应)这个词，我就惊呆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会引起众怒，而且这怒火来得有理。

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困惑。莎朗・斯通在好莱坞本来名声不错：她积极投身人道主义工作，并且宣扬和平，反对战争。今年早些时候，她曾公开批评美国媒体的伊战报导，说：“当人们聚焦于4,000名美国士兵的死亡时，我感到巨大痛苦，因为60万伊拉克人的死亡根本没人理睬……战争不是电影，那是死尸、遇难者、残疾孤儿、寡妇和流离失所人群的悲剧。”

让我困惑的是，同样一个莎朗・斯通，难道真的能对中国8万多名地震遇难者表现得无动于衷，发表“冷血”言论？她是不是失言，或是被误解了？

按她自己的说法，两者兼而有之。5月29日，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看过自己那段视频後，她感到自己当时听起来“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但她同时坚称，自己的言论被部分误解了。一方面，她对迪奥公司用自己名义道歉的方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她也对中国地震遇难者与幸存者表示同情，并强调自己 “希望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

假如她希望赢得更多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谅解，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目前，暂且让我们认可她的说法，即她的言论未能真正反映她的真实内心世界。但我们仍有必要讨论，她的言论反映的究竟是什麽。我们可以把“莎朗・斯通失言事件”与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做个对比：

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一组中国记者恰好在美国官员的陪同下访问美国国务院。当第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的消息传开後，他们与国务院的导游和几位美国记者一道聚集在电视机前。当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时，这些中国记者爆发出欢呼，并热烈鼓掌。

我是从一位很可靠的来源听说了这一故事。其实，我不认为这是非常意外的事。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人，包括中国人甚至一些美国人，都认为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自作自受；这不意味着这些人对无辜者的死亡感到开心。如果那些中国记者当天是站在世贸双塔前，看着人们在绝望中纷纷跳出窗口，我想他们就不会欢呼了。但当时，站在电视前，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是全人类的悲剧，他们还是在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上作出反应。

但是，假设你是在场的一位美国人，看到这些中国人鼓掌欢呼，你是否也会想：”这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这可能取决于你对这群人的了解，譬如，你是否知道他们对美国政府不信任到了什麽程度。当时，中美海南撞机事件刚刚过去几个月，多数中国人确信该事件过错在于傲慢的美国间谍飞机。而且，这些中国记者有几位同行在两年前刚刚死于美国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此外，美国不间断地向台湾军售，更是屡次激起中国人的怒火。

越是往他们思想深处挖掘，你越能理解他们的世界观，那可能要追溯到他们参加的党小组会议；高中时的历史课本；谴责”美帝”的电台广播等等。在某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在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的时候，你自己也许也同样在欢呼鼓掌。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体验一下莎朗・斯通的人生轨迹。你的爸爸在工厂工作，妈妈照顾四个孩子；这时新闻报导说，美国士兵将前往越南打击共产党；你上高中时，在麦当劳打工；家人聚集在电视前，观看尼克松”敲开了”红色中国的国门。

你在赢得一次地方选美後，评委建议你去纽约开始模特生涯。几年之後你改行，开始演电影，搬到洛杉矶。你的演员生涯经过两次重大飞跃後，发现已经成为了大明星。你又改信佛教，在国内外大量参与慈善事业，认识了达赖喇嘛。你了解到中国很多负面的东西，而正面的印象寥寥无几。你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但随着时光飞逝，你对本国政府的不信任感同样加剧。2008年2月，你在阿联酋迪拜的一个电影节上，对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的《生活》报表示，“战争不是对 9.11事件的恰当回应。”

所以，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中，有人把麦克风伸到你的面前，问你有关四川地震的问题。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在你佛教理念指引下形成的所有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事实上，你对中国所知并不多。譬如，你似乎甚至不知道四川地震重灾区住着很多藏族人。但作为一个佛教徒，你似乎真的相信因果轮回的概念，你在想这次地震是否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当洛杉矶下次遭遇大地震时，你无疑同样会思考，这究竟是什麽报应呢？

你继续向外界澄清，和你有瓜葛的藏人组织其实是支持中国地震救援行动的，而且你同意参予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中国评论人士提到这一点)。尽管作出这些正面表态，但由于你此前的言论甚至没有表示最基本的同情心，表达对数万无故罹难者的关切，你使得自己成为中国人最痛恨的一个女人。你後来意识到这一处境後，你发表了向中国人民的致歉声明……。

这是出自真心吗？我认为是的。首先，英文水平欠佳的记者和读者的确是误读了斯通的言论和口气。比如，很多人把她“Well you know it’s interesting” (“你知道，这真有意思”)这句话，解读为“地震本身很有意思。”

这是大错特错了。英文里，这实际是一句司空见惯的口头语，当一个人开口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会先顺出这麽一句。其实，没有切实理由相信，她会如此关心伊拉克平民，而对中国灾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就好像我们没有切实理由相信，鼓掌的那些中国记者对美国无辜者的死亡感到幸灾乐祸一样。

我认为，在两件事例中，问题在于我们都本能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衡量轻重缓急，结果给那些与自己持不同世界观的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对对方的灾难轻描淡写甚至幸灾乐祸。但是，这根本不是什麽“冷血”的问题；这种行为完全是人类的本能，我们一直受到这种本能的掌控。

过去几天，新浪网首页上一直在重磅推介评论莎朗・斯通问题的博客。譬如一位作者表示，这是莎朗?斯通为了重振电影事业的蓄意炒作。很抱歉，我无论如何看不出这一点。她的事业并非在走下坡路：她在未来两年将推出四部影片；相反，她失言招致的负面效果对她的演艺生涯则具有很大杀伤力。

另一篇博客大作则写道：”莎朗・斯通居然会拿这件全体人类悲剧来发泄她的政治仇恨，拿六万多无辜亡灵作为她嘲讽侮辱的对象，这是像我这样自以为理解西方文化的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我再次表达对这种愤怒的理解；不过我认为没有证据说明莎朗・斯通是蓄意嘲讽侮辱地震死难者，就像我看不出中国记者有意嘲讽侮辱9.11罹难者一样。

这里很多误解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没能很好分清“政府”与“国家”和“国民”的界限。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我不停地听到人们说，他们痛恨布什总统，因为他好战。实际上，我也不喜欢他，而且我早已认识到，批评布什不等于侮辱全体美国人。同样道理，中国人也需要意识到，国际上一些负面言论往往是具有特定政治背景，而不是对全体中国人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攻击。

四川地震後，中国总理温家宝领导救灾工作的正面形象在国际媒体上得到充分展现，我也希望世界能够借这个机会对中国领导人有更加全面、人性化的了解。其实我们都需要对对方有更加全面、深度的理解。这样一来，即使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那麽容易发出夸张、愚昧的言论或举动。

好莱坞的这些明星可能有些招人烦，但莎朗・斯通的种种作为显示，她希望做善事。她也许存在其他缺点，譬如缺乏政治、文化敏感，对中国缺乏了解而妄下结论，但“反人性、反人类”这样的评语绝对是言过其实的。

另一位中国博客建议：“把莎朗・斯通的卑污形象彻底洗出中国。”广为散播这样的言论似乎让人感到自己正义在握，但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既然她已经表示准备直接提供帮助，为什麽不给她一次机会？

中国完全有理由展现大度，邀请莎朗・斯通到四川灾区了解实际情况，并为援助与重建工作出力。其实，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她会看到汉族人、藏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互救互助，重建生活，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

翻译：王燕焜 审校：包立德/王丰

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自耶鲁大学毕业後来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雅礼协会教师，并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他还曾任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和国际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