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戒严部队被除名战士给胡锦涛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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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公开信所提的要求完全是与虎谋皮，本猫看不到任何在可预见的将来里实现的可能性。因作者光明磊落，勇气可嘉，故转载于此。

“六·四”戒严部队被除名战士给胡锦涛的公开信

张世军　看中国首发　2009年03月09日

本人声明：

1、本人光明磊落，真名实姓，对于公开信中所有言论的真实、准确、合法负责。

2、欢迎义士侠客转载流传，本人文字没有版权不收版费。

3、拒绝“五毛”评论，谩骂者请公开表明自己身份，象我一样，否则即为跳梁小丑。

4、祈请各位站长版主存一丝恻隐之心、怀一缕正义之感，高抬龙袖，不做删帖封博之举。

5、本人座机0632-5692228，手机13589632025，电邮rulaizang@yahoo.cn，目前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同志：

你好！

首先请允许我自报家门：张世军，男；汉族，生于1970年8月26日，现住于山东省滕州市善国南路东二巷35号，公民身份号码是370421197008260050，身份证签发机关是滕州市公安局。

本函所涉有二：一、简述我的遭遇及要求（详情请阅后附诉状）；二、下愚有惑请益于国家主席。

一、简述我的遭遇及要求：

1986年11月6日，参军入伍，服役于某快速反应部队。自幼壮怀激烈，曾写下：让我的血，流成一道护国河。

1989年4月20日，我随所在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当时我部的口号是：视人民如父母，视学生如弟妹。我亲眼目睹了起始于89年6月3日傍晚的这场中华民族的悲剧。事件发生后，我提出了一份要求提前退出现役的书面申请。随后，我所在部队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等理由将我从部队除名。

1992年3月14日夜，我在滕州礼堂电影院被便衣秘密逮捕，随后滕州市公安局在我的住处搜缴了我的所有文字资料包括戒严笔记。

1992年7月22日，滕州市公安局未经法院审理，擅自宣布我触犯刑律，并以刑法上所没有的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将我非法劳教。监狱三年，我的每一封来信都会被“管教”拆阅。至于我邮寄的信件是否也被拆阅、甚至是否被截留，无从知晓。

该案至今已近二十年了。极其荒唐和可悲的是我至今都没有接到《劳教通知书》、《劳教决定书》，也就是说我被非法劳教至今快二十年了，“人民政府”都没有给我一个法律程序上的说法。可悲呵，可悲的何止仅仅我个人，可悲的何止仅仅是法律。

在这期间，我依法多次向各级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乃至国务院、全国人大提出复议、起诉、上诉、申诉（当然我无法保证我的诉状在法律的保护下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除了法院闭着眼一律回敬我“不予受理”的书面函件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机构依据法律在法定期限内给予我书面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机构。自2008年10月1日起，我先后九次以挂号信的方式向国家主席申诉，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因此，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集体不作为。中国政府集体违法。中国的法律——从宪法到信访条例——全是假的。

胡锦涛同志，这是我写给你的第十封信。十八年来，我尝试了所有的“合法的”维权渠道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的亲身遭遇让我认识到，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中国人民政府，是多么虚伪、麻木和冷血啊！宪法规定：言论自由。你也表示：广开言路。因此请允许我公开此信，正义的呼声、人民的呐喊，不应该成为“共和国里的独白”。

胡锦涛同志，冒昧的称呼你为同志，是因为我假设你应该与我同有“振兴中华”之志。“振兴中华”的口号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多年前首先喊出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现代的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先贤已逝，其言犹在，我愿意与你共勉。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们脚下踩着的是祖先留下的土地，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蕴育的几千年文明——就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国，是所有炎黄子孙神圣的公器，而不能是任何一人、一家、一党的私产，不能被任何组织和势力以国家的、人民的、理想的名义所霸占。胡锦涛同志，我这朴素的认识，你同意吗？

根据我所了解的有限情况，山东境内因本案入狱的有刘村亭、关祥勇、张世军三人（被称之为“刘关张”反革命集团）。

情况到2004年发生了变化，本案的受害人之一刘村亭，因生活所迫原本在广州打工，人却在新疆被莫名其妙的枪杀了。刘村亭，与我同在一个部队，入伍前曾是一名教师，性沉郁，治文史，品行高洁，才华横溢。生前曾期盼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成为一道国运开光的帷幕，帷幕拉开了，刘村亭，这个爱国青年却已经被淘汰出局。

刘村亭，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一度濒临绝望，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闭上双眼／如关闭两扇门／世界在门外／咆哮不息”。愿村亭在天之灵，安息！

村亭噩耗初传，时我在深圳，写诗烧灰作纸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刘村亭，还有张世军。”

本案的另一位受害人关祥勇，上学时始终都是班长，是那种父母心中的乖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幼读《岳飞传》，曾言“文须海瑞，武做岳飞”。198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地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之余，仍好学不倦，并于1992年考入山东省财政学院（因非法劳教所累，未能成学）。

十八年前，一些执法犯法者以国家的名义迫害摧残了一批爱国青年；十八年来，在境内竟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敢于正视、受理、审查此案。今天，我陈案再起，直接呈诉于国家主席面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有撄扰重大国是之处，我也就只能是不胜惶恐了。

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人民法院”受理并全面、公开审理此案。

我要求法院能向全社会公开审理此案，允许媒体记者全程旁听、录音、摄像，以监督法庭审理的合法、公开、公平、公正。

二、下愚有惑，请不吝赐教：

胡锦涛主席，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内容为六十年前（1942——1949）中共领导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言论社论结集。鄙陋如我一见之下惊为奇文，胡锦涛主席身兼中共总书记对于这段历史定然是烂熟于胸，我不揣冒昧厚颜献芹与你共赏：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 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689-698页）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刘少奇同志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只要一有可能，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茅盾先生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

胡锦涛主席，以上言论是凭空捏造还是历史真实？今天的政治现实对于“昨天”是一个怎样的传承和延续？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已经兑现的她的政治诺言，开放了报禁、党禁，实现了普选。共产党在什么时候兑现她曾经许下的远比国民党漂亮的诺言，有没有时间表？

胡锦涛主席，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深深的爱着自己的祖国，无论他远走海外还是身陷囹圄。当代中国史最令人痛哭失声的当属“六四悲剧”，祈愿胡锦涛主席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能引领中国通过正确的解决之道、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光荣和美丽，让我们的孩子获得自由。

胡锦涛主席，当代中国人民不需要“广开言路”，我们要求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代中国人民也不需要什么“执政为民”，我们要求中共兑现当初的诺言“还政于民”，人民普遍选举合法的政府实行民主法制的管理。

胡锦涛主席，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她所拥有的爱国青年、热血青年是这个国家的“阳气”，应以珍惜，应以培育，如果听任黑暗势力肆意戕害，野蛮杀戮，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是危险的……

作为这个国家一缕微弱的阳气，我可以被消灭，但绝不会自行蒸发，无论我的周围如何险恶、情况如何糟糕。

今天，我站出来，在这片土地上呼唤正义、公理和未来，我多么希望我微弱的声音能够传出去，我多么希望强大的回应能够传开来，这让我期待，也值得我期待。

如果，在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我没有能够沐浴到民主与法制的阳光；而罪恶的尖刀却已经抵住了我的后心，我会平静的对着身后的鬼魅说：我准备好了。

我会对着这个世界说：我准备好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仍然相信，我的祖国——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蕴育的几千年文明。

天佑中华
国泰民安
炎黄子孙：张世军
2009年03月06日
电邮：rulaizang@yahoo.cn

Tags: 一党专政, 中共, 人民政府, 全国人大, 六四, 关祥勇, 刘少奇, 刘村亭, 劳教, 劳教决定书, 劳教通知书,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反革命, 周恩来, 国务院, 国民党, 奥运, 孙中山, 宪政, 宪法, 山东, 山东省财政学院, 岳飞, 广开言路, 张世军, 戒严, 执政为民, 新华日报, 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 民主, 海瑞, 滕州, 滕州市公安局, 社会主义, 胡锦涛, 茅盾, 解放日报, 言论自由, 资产阶级自由化, 还政于民

死磕西藏之A面与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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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一五一十
作者：drunkpiano（刘瑜）
发表时间：2008-04-15 10:33
原地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022a71ac161ac269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 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 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 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 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 “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 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 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 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 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 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 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 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 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 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 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 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 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 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 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 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 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 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 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 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 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 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 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 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 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 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 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 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 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 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 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 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 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 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 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 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 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 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 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 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 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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