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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 August 2008

奥林匹克的风度

Posted in 转载 at 10:55 am by 老貓 ·  · Comments · 

奥林匹克的风度

(台湾) (2008-08-02)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定二○○八年八月八日揭幕。

届时由一位中国运动员代表一万两千名参赛者宣读奥林匹克誓词,承诺将秉持“真正的运动家精神”,尊重并遵守奥运各项规则。说起来令人遗憾,过去几届比赛中,少数选手忽视了奥林匹克的崇高精神,不择手段追求胜利,甚至欺骗作弊,使用禁药。

奥运史专家约翰·卢卡斯说: “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奥运的名声。世人很容易忽略了还有许许多多满怀爱国情操而品格高尚的运动员。相较之下,巧取豪夺或滥用药物的选手只是少数。”

其实从一八九六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以来,参赛选手发扬运动家精神的感人事蹟屡见不鲜,让奥林匹克宗旨得以充分彰显。只是这些事蹟多半无人宣扬,往往湮没无闻。以下是十个最具典范意义的故事:

塞索·希利

一九一二年,斯德哥尔摩奥运

希利是澳洲第一代扬威奥运的游泳健将,当年参加一百公尺自由式半准决赛时,劲敌美国队的选手无法准时赶到赛场,形同将胜利拱手让给澳洲队。但是美国队辩称赛程安排错误,要求重新比赛。大会将美国队的申诉交由特别评审委员会裁决。

希利要求出席委员会的队友代表为美国队争取重赛机会。后来委员会同意美国队的要求,半准决赛特别加赛一场,让美国队顺利参加。夏威夷泳将杜克·卡哈纳莫库脱颖而出,并在决赛中以两公尺的差距击败希利。及至比赛结束,全场观众对希利报以如雷掌声。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利的游泳运动生涯戛然而止,奉召入伍作战,一九一八年不幸阵亡。

路先·杜奎斯尼

一九二八年,阿姆斯特丹奥运

那届奥运三千公尺障碍赛资格赛开跑,芬兰传奇名将帕佛·努尔米跨越水坑时跌倒,随身携带的配速码表也掉落水中。这时只见法国选手杜奎斯尼停下脚步,将努尔米扶起来,还帮他从水中捞起码表。

努尔米在剩下的赛程中也投桃报李。他并没有奋勇向前冲刺,而是和杜奎斯尼亦步亦趋,到最后一段赛道还示意让对方领先,但是杜奎斯尼婉拒他的好意。

拉夫·希尔

一九三二年,洛杉矶奥运

那年发生了奥运径赛史上最引人争议的一件事。在五千公尺长跑赛中,美国选手希尔从最后一名急起直追,一路逼近领先的芬兰选手劳瑞·莱赫蒂宁。希尔两度试图超越这位世界纪录保持人,但两度被莱赫蒂宁刻意挡住去路。最后莱赫蒂宁只以几公分差距惊险夺冠。

莱赫蒂宁的犯规行径相当明显,但是希尔决定不向大会抗议;他相信莱赫蒂宁不会为了夺冠而故意犯规。希尔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还说:“况且,拿银牌很丢人吗?”

希尔雍容大度的表现传遍全世界,瑞典大报《每日新闻报》称许他:“在每一个参加田径赛的学童心目中都是英雄。”

城户俊三

一九三二年,洛杉矶奥运

城户俊三是日本马术代表队骑手,参加障碍赛成绩一路领先,却发现坐骑“九军”已疲累不堪,脚步踉跄,因此他决定宁可放弃,也不愿对这匹良驹造成伤害。两年后,加州里佛塞德郡人道协会在当地树立纪念牌,表彰城户俊三保全坐骑的善行,赞扬他“听到了慈悲怜悯的低鸣,而非光彩荣耀的巨响”。

卢茨·朗格

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

希特勒企图利用柏林奥运来宣扬所谓“亚利安种族”优越性,并且告诫德国选手不得与黑人运动员来往。却有这么一位德国青年反抗了不可一世的“元首”。

美国杰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参加跳远初赛,前两次试跳都不慎犯规,第三次再犯就会取消资格。欧文斯忆述,当时德国跳远选手朗格走过来,建议他提前几公分起跳,成绩难免打一点折扣,但至少可以保住参赛资格,继续挺进决赛。欧文斯从善如流,果然顺利进入决赛,而且拿下金牌(他最终勇夺四面金牌)。欧文斯后来说:“朗格与我的友谊有如二十四K纯金。就算把我所有的奖牌熔化,也抵不上万分之一。”

朗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战阵亡,后来被国际奥委会追赠“顾拜旦奖章”。这项殊荣以现代奥运创办人顾拜旦男爵为名,表扬特别能够彰显运动家精神的行为。

尤坚纽·蒙蒂

一九六四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

蒙蒂是义大利雪车队长,在两项比赛中都遇到同一种状况:对手发生机件故障,参赛资格岌岌可危。虽然义大利队因此夺冠机会大增,但蒙蒂和队友都不愿乘人之危。他们深信,唯有击败最强劲的对手,才算是真正胜利。

双人赛开跑之后,蒙蒂听说英国队雪车断了一个螺栓,可能被迫退出。当时蒙蒂自己的赛程已经结束,于是除下自家雪车的螺栓,送交正在起点等候的英国队。后来英国队拿下冠军,蒙蒂与队友只得到季军。

四人赛登场时又发生类似状况。这回轮到刚缔造奥运新纪录的加拿大队雪车坏了一根轮轴,同样面临取消参赛资格之虞。蒙蒂和队友再度拔刀相助,派出队上技工支援,协助加拿大队即时修复雪车参加下一轮比赛。结果加拿大队夺得金牌,蒙蒂和队友取得铜牌。

蓝尼·巴夏姆

一九七六年,蒙特娄奥运

美国选手巴夏姆参加小口径步枪卧姿、立姿、跪姿射击比赛(男女同场竞技),成绩和另一位美国选手玛格丽特·莫多克平分秋色。但裁判仔细检视所有标靶后,认定巴夏姆略胜一筹,于是将金牌颁给他。

然而巴夏姆认为如此裁决毫无道理,因此颁奖典礼进行之际,他将玛格丽特拉上金牌选手位置,搂住她肩膀一起聆听美国国歌。在奥运会正式纪录上,玛格丽特的成绩还是银牌,她也是第一位得到奥运射击奖牌的女子神枪手。

安东·约西波维奇

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

在轻重量级拳击赛的半准决赛中,美国拳手伊凡德·何利菲德击倒了纽西兰选手凯文·巴瑞,胜利在望,下一场比赛将与南斯拉夫拳手约西波维奇对垒,争夺冠军。然而裁判认定何利菲德犯规,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

巴瑞因此成为那场半准决赛的优胜者。然而巴瑞因曾遭击倒,依规定要等二十八天才能再次上场。结果约西波维奇不战而胜,拿下冠军。

美国体育官员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要求何利菲德杯葛颁奖典礼,但何利菲德坚持出席领取铜牌。会场奏起南斯拉夫国歌时,支持何利菲德的观众纷纷发出嘘声。这时,约西波维奇邀请何利菲德站上金牌位置,分享荣耀,于是全场观众也起立鼓掌。

后来何利菲德转入职业界,成为一代拳王。他忆述往事,说:“我很年轻就开始打拳,所以我可以说︰约西波维奇的风度无与伦比。”

赖瑞·雷缪

一九八八年,汉城(首尔)奥运

加拿大选手雷缪参加单人“芬兰人型”帆船比赛,原本稳居第二,却见到新加坡选手约瑟夫·陈(Joseph Chan)意外落海,无法游回已经倾斜的帆船,只能在海面上挥舞手臂求救。陈参加的是另一项比赛,意外发生时被抛出船外,落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随时可能溺毙。

雷缪牺牲了夺得奖牌的机会,偏离预订航线驶向陈,将他救起后送回船上,让他与队友搭乘一艘救援船回到岸上。

雷缪在那场比赛只获得第十一名,不过国际奥会主席萨玛兰奇后来颁给他一座顾拜旦奖章,表扬他的义举。

比约纳·哈肯斯芒

二○○六年,义大利杜林冬季奥运

加拿大选手莎拉·蕾娜和队友参加高难度的越野滑雪接力赛,一路领先,左滑雪杆却突然折断。她奋力继续前进,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来到上坡路段之后,被其他选手纷纷超越。

这时奇蹟发生,一名男子从赛道旁走出来,将一支完好的滑雪杆交给蕾娜。她重回比赛,努力追赶,结果加拿大队摘下银牌。

比赛结束后,蕾娜才知道那位恩人的身分。哈肯斯芒是挪威滑雪队教练,他的子弟兵只拿到第四名。哈肯斯芒立刻成为加拿大人心目中的英雄。蒙特娄一家报纸的头版标题只印了一个大字“TAKK”,也就是挪威文“谢谢”。

哈肯斯芒本人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说:“运动员本来就应该发扬奥运精神。如果你拒绝对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就算赢得胜利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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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July 2008

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Posted in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3:26 am by 老貓 ·  · 2 Comments · 

这篇稿子我觉得不错,唯一不爽的就是作者用了“有学者指出”、“有学者说”。到底是谁指出、谁说?

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联合早报(2008-07-27)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北京奥运全民皆兵,连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德士司机也要统一着装,显示出中共体制的全能主义色彩。

在中国学者中,悲观派认为,中国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突出了试图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但乐观派则相信,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如日韩经济在奥运后急速起飞。

从8月1日起,北京近10万德士司机将全部穿上新款工装。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回答本报电话询问时表示,德士司机领工装时不用“掏一分钱”,免费发放。

运输管理局官员说,统一着装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仪表,不纯粹是为了奥运;司机不穿制服该如何惩罚则还没决定。

一些奥运举办城市如天津、青岛早已相继推出类似规定。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从正面看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负面看则是改革开放后残留的全能主义试图控制一切的本能——举办北京奥运会恰好让这个体制的优劣点,都暴露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

由于北京奥运会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一般中国学者都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全能主义体制将如何随着北京奥运会发生演变,则是一些学者私下讨论的议题。

乐观派vs悲观派

目前有两大观点,乐观派以1964年日本的东京奥运及1988年韩国的汉城奥运来比拟;悲观派则以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苏联的莫斯科奥运来比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管、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维克多·查(Victor Cha)在去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也做了类似的比较。

他计划在今年底出版的新书《比赛总分之外——亚洲体育中的政治》就探讨了这个主题:北京奥运将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费最巨、收视最高的赛事载入史册。但是中国是否将以负责任的东道主以及崛起国际强国的姿态出现,如同1964年东京奥运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的韩国?还是2008年的北京更像1936年的柏林,被当年的德国拿来作为向国内与国际展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平台?

乐观派:如同日韩 成功现代化

在中国学者之间,乐观派认为日本与韩国分别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成功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丰田、索尼等著名品牌以及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著名品牌在奥运后迅速成为国家名片流通全球。

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后的1967年便超过英国与法国,在1968年更超越西德,虽然经历了1990年代整10年的泡沫经济,依然没有丧失其作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韩国经济也在汉城奥运后急速起飞,成为东亚继日本之后的另一个经济明星,代表国家创意产业的“韩流”风行亚洲。虽然遭遇1997年经济风暴,韩国的总体产业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悄悄进军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年改革开放后已然打下基础,一批拥有国产技术的自主创新产品悄悄进军全球市场,蓄势待发地要成为第三批源自亚洲的国际品牌。

受到通胀、股市重挫、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困扰,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三年来增幅最小;但世界银行数据披露,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生动说明中国在奥运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奥运后所可能发展的轨迹。

悲观派:如同德苏 政权衰亡

悲观派则认为,与当前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一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体制上都倾向全能主义;无独有偶,这两个政权都在举办奥运时如日中天,也皆在举办奥运后的10年内灭亡。纳粹德国在柏林奥运9年后的1945年在盟军的东西夹击下亡国;象征冷战的柏林围墙则在莫斯科奥运9年后的1989年倒塌,苏联也在次年分崩离析。

这个历史现象或许是一种巧合,不具备任何必然意义,然而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却也突出了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中共虽然在面临国际舆论压力时一再强调不能把奥运政治化,但是其面对奥运的态度,却与当年的德国和苏联试图利用奥运平台展现体制力量的心态别无二致。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这个政治任务;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4月30日在北京奥运会百日倒数誓师动员大会上,强调“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都反映了北京奥运对于中共的政治意义。

反映全能主义特质的“举国体制”,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计划手段为体育的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和财政投入,把体育事业当作纯粹的国家行为;民间在这个体制下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

暴露出全能主义缺点

仍然保留全能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缺点,在奥运前夕逐一暴露出来。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坏的无数水库带来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缺乏监督的水利开发所造成的环境后果;6月28日贵州瓮安万人警民大冲突则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危机;西藏首府拉萨3月14日的流血骚乱,更揭示了中国内部的民族自治与宗教自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在缺乏民意表达的制度设计里,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信访制度也面临了挑战。第297期的《凤凰周刊》主题“大接访”,点出了当前的政治困境。为了维系奥运前的稳定,中共谋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阻止民众上访北京。报道提出了一道明显的难题: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维克多·查的新书介绍有一句话说明了问题的症结:“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会引进了一股开明解放的精神和风气,中国的专制政权若轻忽它,将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全能主义与公民意志冲突

北京奥运会使得全能主义试图掌握一切的本能,与现代化社会强调公民自由意志的价值互相冲突,使得开放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中国政府陷入一种不协调的尴尬状况。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本月18日公开否认奥运期间禁止感冒药销售,表示那是“不实的报道,虚假的新闻”。官方人民网14日刊登题为《奥运来了,哪些常用药在药店买不到?》,却明确引述药监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零售药店,除胰岛素以外的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一律停止销售。

网友抨击禁售数百种药做法

数百种禁售药物包括一般民众常用的鼻炎片、复方川贝止咳糖浆、感冒胶囊等普通药物。这在网上引发强烈抨击,有激愤的网友形容这是“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抨击当局在奥运期间短暂开放境外刊物入口供运动员阅读,却伤害国民日常用药的权益。

此前,当局为确保奥运稳定驱赶北京30万外地人口、要求暂缓部分手术以确保血液供给奥运等做法,都是全能主义一贯要求个人为伟大政治目的牺牲奉献的惯性思路。这些做法不但被一些中国民众指责为扰民,全民皆兵式的奥运安保动员及相关措施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也让国际媒体把北京奥运形容为“一个无趣的奥运会 ”(a no fun Olympics)。

刚性的全能主义因为北京奥运而凸显,不但中国民众感受日深,在国际上也造成张力。有学者指出,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传递遭遇冲击,固然有官方所说的反华势力的操控,在更深层次上也象征了中国现有体制与国际普遍价值的不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金石

北京奥运将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悲观派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将被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判断为全能主义的胜利,进而削弱中共向多元开放演进的动力,延缓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悲观派更担心,长期而言中国将因此与美欧等自由主义力量对抗,影响今后的世界和平环境,极端的话甚至重演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命运。

乐观派相信北京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增强中共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信心,其结果将是进一步摆脱改革开放30年后残留的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中国拥抱现代化国家的价值体系。

东京奥运让日本在国际上彻底切割二战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全球认可的现代化经济强国;韩国也在汉城奥运前后脱离军人统治,实现民主化过程。这个“东亚奥运现象”值得世人参考。

“千万别低估中共学习能力!”

有学者说:“千万别低估中共的学习能力!”中共政治局自十六大以来已举办44次的集体学习,十七大后至今也举办了6次,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参考;因应不断变化的统治条件,中共本身更通过决策的成败不断做出调整。虽然不能指望举办奥运对中国会产生类似日本、韩国的民主化效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许可以让他们更好把握奥运的改革契机。

另有学者比喻说,北京奥运会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犹如一个路丘,是减速平稳前进,高速冒险冲过,还是减速过急而导致车子倒退,确实考验着司机的技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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