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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5 11:00:29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专政是临时手段。马恩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议会实现共产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于1895年8月5日因患晚期食道癌而在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住所中长眠。

生平

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帮助马克思完成了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

1820年11月，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先祖是犹太人。父亲是工厂主，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1837年，被父亲命令从中学辍学，到营业所学习其厌恶的经商。

1838年8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不来梅当办事员。在这个自由和民主思潮彭湃的城市，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1839年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1841年9月，他到柏林服兵役，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讲课。很快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积极份子。

1842年深秋，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心。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 并且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还是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1843年冬天，恩格斯认识了爱尔兰工人姑娘玛丽·伯恩斯。不久后，两人开始同居。1844年8月，恩格 斯返回德国巴门老家，途中经过巴黎。和马克思见面。1845年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几个月后，恩格斯迁到布鲁塞尔帮助困境中的马克思。

1846年8月，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他们改组正义者同盟，使之成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翌年2月出版《共产党宣言》。

1848年年欧洲革命爆发。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回国参加革命斗争。4 月受同盟委托组织出版革命运动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

恩格斯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850年前后，民主革命失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压迫。经济拮据，恩格斯决定暂时回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一待就是20年。

期间他和马克思以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并且进行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军事。他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1852）一书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动力，起义是一种艺术。他为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军队》、《步兵》、《炮兵》等59个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派尔-麦尔新闻》等多种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等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军事论文。

他被公推为军事权威。此时他的语言才能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阅读运用12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度相聚。

1878年，《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问世。

恩格斯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

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剩下的只是一些字迹潦草的手稿。此时恩格斯正在整理其持续10年来累积的有关自然辨证法的研究记录，但他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整理资本论剩下的手稿。在他12年的努力下，资本论二、三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

1895年8月6日，患有晚期食道癌的恩格斯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伊斯勃恩海湾。

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选摘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1984）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欧洲各国当时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暴力革命对 抗统治者的镇压。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没有明言，不但没有“专政”之说， 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

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其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解放论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 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 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 是矛盾的。

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 专政”， 而“ 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 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 。 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

当1848 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 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

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 月18 日上台执政， 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 月20 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

显然， 在“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 没有“ 专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

专政这个词源于古罗马，后来被雅各宾派以及布朗基借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布朗基式“少数人专政”的。

赞成暴力革命( 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 ，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

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

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 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 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余就是在不公开发表的书信里谈过几次。

“专政”( dictatorship) 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 dictator， 音译迪克推多) ，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 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 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

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 因此它与“ 专制”( autocracy) 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待战争结束，就回复议会民主的常轨。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 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 这有什么可怪的？

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 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

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 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 ，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 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 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 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 以暴力对付暴力。

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 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 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 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 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

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 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更重要的是： 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 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

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 而是真正的专制了， 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 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 却没有( 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的话， 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 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 ，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 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 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 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恩格斯的《遗嘱》

它有三点，很入微地提示了我所关注的问题，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创始人的伯恩斯坦，被恩格斯委之以遗嘱执行人的重托；

二、恩格斯个人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遗赠给了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三、他的个人财产遗赠：“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和柏林的保尔·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都．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

这正是确凿的证据，证实晚年恩格斯确实钟情于议会民主。

共产主义者不为终极目标而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我们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谈话：

记者：“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

恩格斯对我（记者）看了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的政治倾向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承认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和“和平方式”两种可能，而且“和平方式”占有主导的倾向，表明恩格斯开始了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 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必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 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 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 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必要的情况 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羞那赤裸裸的东西。”

他在这里批判的仅仅是德国的现状。却显明指出“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英国那样的君主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社会民主党终于按照恩格斯的意图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正是这个纲领后来引导着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斗争并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纲领，是一个在争取完善民主立宪体制的平台上，在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

首先，纲领提出了政治权利的要求，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如何取得政治权利？它没有提出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

“所有年满20岁的国家成员，不分性别，在所有选举和投票中都拥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进行秘密投票” 。

“对于被选出的代表要提供津贴，除了被宣布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以外，要废除对于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 。

“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

“帝国、各邦、省、市镇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 。

“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 。

“ 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

“规定进入公立小学读书的义务，高级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学，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膳食”。“免费的司法和法律援助”。“免费的医疗救助服务。包括助产和药品。免费的安葬”。“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用以支付全部可以用税收承担的国家开支”。“在工人决定性地参与管理的条件下，由国家承担全部工人保险。”

这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吗？和平转变、民主立宪和高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是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产物。当然，这个纲领也就是他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与时俱进的一个思想结晶。

1891年3月24日，他在致奥本海姆的信说：“再过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 种样子。”1891年9月29日，在致倍倍尔的信说：“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二、三年，但也同样 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

从这二封信里，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恩格斯是充满了何等的信心，把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国会选举上，还小心翼翼地告戒党的领导人要避免“危机”事件（大概也包括革命事件等），以防其可能造成对这个过程的“中断”和“延长”。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文献里，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宣告：“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

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国际共运史上，他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创始人的殊荣。

1890年4月，他当时正在恩格斯身边，在党刊上连续发表《礁石》的短文，论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主张。恩格斯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1896年以后，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在 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民主是手段，同时 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认为，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的这些思想，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有密切的继承性。应该说，正如恩格斯在《遗嘱》中委以执行人和思想遗产受赠人所象征的那样，伯恩斯坦是真正地沿着恩格斯所开拓和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正是这一历史真相，被刻意地隐瞒了整整一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终归要重新颠倒过来！

（作者王家典，原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这篇稿子我觉得不错，唯一不爽的就是作者用了“有学者指出”、“有学者说”。到底是谁指出、谁说？

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联合早报（2008-07-27）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北京奥运全民皆兵，连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德士司机也要统一着装，显示出中共体制的全能主义色彩。

在中国学者中，悲观派认为，中国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突出了试图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但乐观派则相信，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如日韩经济在奥运后急速起飞。

从8月1日起，北京近10万德士司机将全部穿上新款工装。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回答本报电话询问时表示，德士司机领工装时不用“掏一分钱”，免费发放。

运输管理局官员说，统一着装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仪表，不纯粹是为了奥运；司机不穿制服该如何惩罚则还没决定。

一些奥运举办城市如天津、青岛早已相继推出类似规定。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从正面看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负面看则是改革开放后残留的全能主义试图控制一切的本能——举办北京奥运会恰好让这个体制的优劣点，都暴露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

由于北京奥运会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一般中国学者都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全能主义体制将如何随着北京奥运会发生演变，则是一些学者私下讨论的议题。

乐观派vs悲观派

目前有两大观点，乐观派以1964年日本的东京奥运及1988年韩国的汉城奥运来比拟；悲观派则以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苏联的莫斯科奥运来比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管、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维克多·查（Victor Cha）在去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也做了类似的比较。

他计划在今年底出版的新书《比赛总分之外——亚洲体育中的政治》就探讨了这个主题：北京奥运将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费最巨、收视最高的赛事载入史册。但是中国是否将以负责任的东道主以及崛起国际强国的姿态出现，如同1964年东京奥运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的韩国？还是2008年的北京更像1936年的柏林，被当年的德国拿来作为向国内与国际展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平台？

乐观派：如同日韩　成功现代化

在中国学者之间，乐观派认为日本与韩国分别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成功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丰田、索尼等著名品牌以及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著名品牌在奥运后迅速成为国家名片流通全球。

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后的1967年便超过英国与法国，在1968年更超越西德，虽然经历了1990年代整10年的泡沫经济，依然没有丧失其作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韩国经济也在汉城奥运后急速起飞，成为东亚继日本之后的另一个经济明星，代表国家创意产业的“韩流”风行亚洲。虽然遭遇1997年经济风暴，韩国的总体产业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悄悄进军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年改革开放后已然打下基础，一批拥有国产技术的自主创新产品悄悄进军全球市场，蓄势待发地要成为第三批源自亚洲的国际品牌。

受到通胀、股市重挫、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困扰，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三年来增幅最小；但世界银行数据披露，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生动说明中国在奥运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奥运后所可能发展的轨迹。

悲观派：如同德苏　政权衰亡

悲观派则认为，与当前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一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体制上都倾向全能主义；无独有偶，这两个政权都在举办奥运时如日中天，也皆在举办奥运后的10年内灭亡。纳粹德国在柏林奥运9年后的1945年在盟军的东西夹击下亡国；象征冷战的柏林围墙则在莫斯科奥运9年后的1989年倒塌，苏联也在次年分崩离析。

这个历史现象或许是一种巧合，不具备任何必然意义，然而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却也突出了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中共虽然在面临国际舆论压力时一再强调不能把奥运政治化，但是其面对奥运的态度，却与当年的德国和苏联试图利用奥运平台展现体制力量的心态别无二致。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这个政治任务；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4月30日在北京奥运会百日倒数誓师动员大会上，强调“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都反映了北京奥运对于中共的政治意义。

反映全能主义特质的“举国体制”，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计划手段为体育的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和财政投入，把体育事业当作纯粹的国家行为；民间在这个体制下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

暴露出全能主义缺点

仍然保留全能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缺点，在奥运前夕逐一暴露出来。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坏的无数水库带来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缺乏监督的水利开发所造成的环境后果；6月28日贵州瓮安万人警民大冲突则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危机；西藏首府拉萨3月14日的流血骚乱，更揭示了中国内部的民族自治与宗教自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在缺乏民意表达的制度设计里，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信访制度也面临了挑战。第297期的《凤凰周刊》主题“大接访”，点出了当前的政治困境。为了维系奥运前的稳定，中共谋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阻止民众上访北京。报道提出了一道明显的难题：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维克多·查的新书介绍有一句话说明了问题的症结：“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会引进了一股开明解放的精神和风气，中国的专制政权若轻忽它，将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全能主义与公民意志冲突

北京奥运会使得全能主义试图掌握一切的本能，与现代化社会强调公民自由意志的价值互相冲突，使得开放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中国政府陷入一种不协调的尴尬状况。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本月18日公开否认奥运期间禁止感冒药销售，表示那是“不实的报道，虚假的新闻”。官方人民网14日刊登题为《奥运来了，哪些常用药在药店买不到？》，却明确引述药监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零售药店，除胰岛素以外的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一律停止销售。

网友抨击禁售数百种药做法

数百种禁售药物包括一般民众常用的鼻炎片、复方川贝止咳糖浆、感冒胶囊等普通药物。这在网上引发强烈抨击，有激愤的网友形容这是“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抨击当局在奥运期间短暂开放境外刊物入口供运动员阅读，却伤害国民日常用药的权益。

此前，当局为确保奥运稳定驱赶北京30万外地人口、要求暂缓部分手术以确保血液供给奥运等做法，都是全能主义一贯要求个人为伟大政治目的牺牲奉献的惯性思路。这些做法不但被一些中国民众指责为扰民，全民皆兵式的奥运安保动员及相关措施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也让国际媒体把北京奥运形容为“一个无趣的奥运会 ”（a no fun Olympics）。

刚性的全能主义因为北京奥运而凸显，不但中国民众感受日深，在国际上也造成张力。有学者指出，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传递遭遇冲击，固然有官方所说的反华势力的操控，在更深层次上也象征了中国现有体制与国际普遍价值的不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金石

北京奥运将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悲观派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将被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判断为全能主义的胜利，进而削弱中共向多元开放演进的动力，延缓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悲观派更担心，长期而言中国将因此与美欧等自由主义力量对抗，影响今后的世界和平环境，极端的话甚至重演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命运。

乐观派相信北京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增强中共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信心，其结果将是进一步摆脱改革开放30年后残留的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中国拥抱现代化国家的价值体系。

东京奥运让日本在国际上彻底切割二战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全球认可的现代化经济强国；韩国也在汉城奥运前后脱离军人统治，实现民主化过程。这个“东亚奥运现象”值得世人参考。

“千万别低估中共学习能力！”

有学者说：“千万别低估中共的学习能力！”中共政治局自十六大以来已举办44次的集体学习，十七大后至今也举办了6次，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参考；因应不断变化的统治条件，中共本身更通过决策的成败不断做出调整。虽然不能指望举办奥运对中国会产生类似日本、韩国的民主化效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许可以让他们更好把握奥运的改革契机。

另有学者比喻说，北京奥运会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犹如一个路丘，是减速平稳前进，高速冒险冲过，还是减速过急而导致车子倒退，确实考验着司机的技术和能力。

权当笑话。三四十年后的人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怕也是当笑话看。

世界上最民主的一票

1969年6月7日《人民日报》

彩色文献纪录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生动地体现了“九大”选举党中央委员会的极其振奋人心的情景。你看，毛主席那慈祥的笑容，毛主席神采奕奕地和林副主席一起首先投票，毛主席亲切地和代表们握手，代表们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流着幸福的泪花去投票……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镜头，自始至终激荡着我们的心田。

我们兴奋地看到：党的“九大”的整个选举过程，充满着热烈的革命团结的气氛，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我们党的“九大”的选举，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资产阶级也叫嚷什么“民主选举”，然而，他们的“选举”是些什么玩意呢？花钱买选票、雇打手，在电台上吹牛，在电视上互相谩骂，向群众乱开空头支票，耍尽骗人把戏，演尽肮脏的丑剧。无论是这家资本家大亨当选，还是那家财阀的走狗当选，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现代修正主义也叫嚷什么“民主选举”，然而，他们打着“民主”的幌子，靠叛徒集团的狼狈为奸，靠特权阶层的相互勾结，靠刺刀维护统治地位。无论是老修当家，还是小修当家，只能是越选越修，实质都是“招牌换记”，照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我们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荣传统，在广泛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强的革命的团结。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坚决贯彻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你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拿着一张选票朝票箱走来了。毛主席庄严地举起选票，端端正正地投进了票箱。接着，又用那高瞻远瞩的目光，环顾了整个会场。

毛主席手中的那张选票，是世界上最民主的一票。

那张选票上的候选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经过几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充分民主协商，集中群众正确意见而后商定的。毛主席的一票，代表了我国全体党员和亿万军民群众的心愿。

毛主席手中的那张选票，是团结大多数的人，包括犯过错误的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党内一切积极因素，继续革命，在全国夺取更大的胜利的一票。

毛主席的那一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的一票。

毛主席手中的那张选票，是使帝修反妄想在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彻底破产，给帝修反当头一棒的一票。

毛主席手中的那张选票，使我们看到我国七亿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向前。我们眼前钢花四溅，铁水奔流，金翻麦浪，银裹棉铃，祖国大地热气腾腾，好一派革命，生产双丰收的景象。

毛主席手中的那张选票，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五湖四海迎风飘扬，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即将到来！

世界的未来属于人民！

YouTube: Part 1 Part 2（缺最后小部分）

以下來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

相片由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馬英九伉儷及副總統蕭萬長伉儷今天上午參加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的就職慶祝大會，總統並以「人民奮起，台灣新生」為題，發表就職演說，演說全文為：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出处：一五一十
作者：drunkpiano（刘瑜）
发表时间：2008-04-15 10:33
原地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022a71ac161ac269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 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 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 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 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 “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 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 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 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 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 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 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 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 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 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 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 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 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 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 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 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 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 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 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 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 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 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 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 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 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 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 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 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 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 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 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 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 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 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 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 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 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 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 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 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 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这事儿太恶心了。

中国政府太没有政治智慧了。合法的事情也要遮遮掩掩，纯粹给自己抹黑。

藏独人士太TM没格调了，一边崇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边打砸抢烧杀。

西方人太凡是主义了，藏人骚乱那叫民主革命，军警干啥都是“镇压”。

这世道啊。

反正我是看不出那些肾上腺素过剩的藏人追求的是民主人权自由，甚至连民族主义都谈不上。示威不是这么示的，革命不是这么革的，独立不是这么独的。让那些满嘴自由人权、一肚子文革口号的民运分子见鬼去吧。让那些逢政府必反、见中共就骂的右愤们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