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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6 August 2008

还一个真实的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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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址:http://history.news.163.com/08/0805/11/4IJ1ABJ600011KUQ.html

2008-08-05 11:00:29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专政是临时手段。马恩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议会实现共产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于1895年8月5日因患晚期食道癌而在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住所中长眠。

生平

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帮助马克思完成了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

1820年11月,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先祖是犹太人。父亲是工厂主,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1837年,被父亲命令从中学辍学,到营业所学习其厌恶的经商。

1838年8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不来梅当办事员。在这个自由和民主思潮彭湃的城市,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1839年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1841年9月,他到柏林服兵役,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讲课。很快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积极份子。

1842年深秋,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心。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 并且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还是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1843年冬天,恩格斯认识了爱尔兰工人姑娘玛丽·伯恩斯。不久后,两人开始同居。1844年8月,恩格 斯返回德国巴门老家,途中经过巴黎。和马克思见面。1845年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几个月后,恩格斯迁到布鲁塞尔帮助困境中的马克思。

1846年8月,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他们改组正义者同盟,使之成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翌年2月出版《共产党宣言》。

1848年年欧洲革命爆发。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回国参加革命斗争。4 月受同盟委托组织出版革命运动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

恩格斯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850年前后,民主革命失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压迫。经济拮据,恩格斯决定暂时回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一待就是20年。

期间他和马克思以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并且进行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军事。他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1852)一书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动力,起义是一种艺术。他为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军队》、《步兵》、《炮兵》等59个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派尔-麦尔新闻》等多种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等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军事论文。

他被公推为军事权威。此时他的语言才能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阅读运用12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度相聚。

1878年,《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问世。

恩格斯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

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剩下的只是一些字迹潦草的手稿。此时恩格斯正在整理其持续10年来累积的有关自然辨证法的研究记录,但他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整理资本论剩下的手稿。在他12年的努力下,资本论二、三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

1895年8月6日,患有晚期食道癌的恩格斯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伊斯勃恩海湾。

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选摘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1984)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欧洲各国当时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暴力革命对 抗统治者的镇压。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没有明言,不但没有“专政”之说, 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

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其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解放论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 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 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 是矛盾的。

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 专政”, 而“ 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 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 。 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

当1848 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 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

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 月18 日上台执政, 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 月20 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

显然, 在“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 没有“ 专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

专政这个词源于古罗马,后来被雅各宾派以及布朗基借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布朗基式“少数人专政”的。

赞成暴力革命( 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 ,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

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

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 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 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余就是在不公开发表的书信里谈过几次。

“专政”( dictatorship) 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 dictator, 音译迪克推多) ,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 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 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

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 因此它与“ 专制”( autocracy) 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待战争结束,就回复议会民主的常轨。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 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 这有什么可怪的?

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 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

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 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 ,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 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 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 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 以暴力对付暴力。

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 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 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 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 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

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 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更重要的是: 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 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

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 而是真正的专制了, 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 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 却没有( 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的话, 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 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 ,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 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 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 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晚年恩格斯

恩格斯的《遗嘱》

它有三点,很入微地提示了我所关注的问题,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创始人的伯恩斯坦,被恩格斯委之以遗嘱执行人的重托;

二、恩格斯个人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遗赠给了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三、他的个人财产遗赠:“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和柏林的保尔·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都.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

这正是确凿的证据,证实晚年恩格斯确实钟情于议会民主。

共产主义者不为终极目标而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我们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谈话:

记者:“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

恩格斯对我(记者)看了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的政治倾向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承认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和“和平方式”两种可能,而且“和平方式”占有主导的倾向,表明恩格斯开始了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 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必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 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 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 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必要的情况 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羞那赤裸裸的东西。”

他在这里批判的仅仅是德国的现状。却显明指出“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英国那样的君主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社会民主党终于按照恩格斯的意图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正是这个纲领后来引导着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斗争并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纲领,是一个在争取完善民主立宪体制的平台上,在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

首先,纲领提出了政治权利的要求,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如何取得政治权利?它没有提出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

“所有年满20岁的国家成员,不分性别,在所有选举和投票中都拥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进行秘密投票” 。

“对于被选出的代表要提供津贴,除了被宣布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以外,要废除对于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 。

“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

“帝国、各邦、省、市镇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 。

“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 。

“ 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

“规定进入公立小学读书的义务,高级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学,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膳食”。“免费的司法和法律援助”。“免费的医疗救助服务。包括助产和药品。免费的安葬”。“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用以支付全部可以用税收承担的国家开支”。“在工人决定性地参与管理的条件下,由国家承担全部工人保险。”

这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吗?和平转变、民主立宪和高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是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产物。当然,这个纲领也就是他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与时俱进的一个思想结晶。

1891年3月24日,他在致奥本海姆的信说:“再过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 种样子。”1891年9月29日,在致倍倍尔的信说:“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二、三年,但也同样 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

从这二封信里,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恩格斯是充满了何等的信心,把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国会选举上,还小心翼翼地告戒党的领导人要避免“危机”事件(大概也包括革命事件等),以防其可能造成对这个过程的“中断”和“延长”。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文献里,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宣告:“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

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国际共运史上,他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创始人的殊荣。

1890年4月,他当时正在恩格斯身边,在党刊上连续发表《礁石》的短文,论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主张。恩格斯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1896年以后,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在 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民主是手段,同时 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认为,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的这些思想,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有密切的继承性。应该说,正如恩格斯在《遗嘱》中委以执行人和思想遗产受赠人所象征的那样,伯恩斯坦是真正地沿着恩格斯所开拓和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正是这一历史真相,被刻意地隐瞒了整整一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终归要重新颠倒过来!

(作者王家典,原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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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 August 2008

奥林匹克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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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的风度

(台湾) (2008-08-02)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定二○○八年八月八日揭幕。

届时由一位中国运动员代表一万两千名参赛者宣读奥林匹克誓词,承诺将秉持“真正的运动家精神”,尊重并遵守奥运各项规则。说起来令人遗憾,过去几届比赛中,少数选手忽视了奥林匹克的崇高精神,不择手段追求胜利,甚至欺骗作弊,使用禁药。

奥运史专家约翰·卢卡斯说: “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奥运的名声。世人很容易忽略了还有许许多多满怀爱国情操而品格高尚的运动员。相较之下,巧取豪夺或滥用药物的选手只是少数。”

其实从一八九六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以来,参赛选手发扬运动家精神的感人事蹟屡见不鲜,让奥林匹克宗旨得以充分彰显。只是这些事蹟多半无人宣扬,往往湮没无闻。以下是十个最具典范意义的故事:

塞索·希利

一九一二年,斯德哥尔摩奥运

希利是澳洲第一代扬威奥运的游泳健将,当年参加一百公尺自由式半准决赛时,劲敌美国队的选手无法准时赶到赛场,形同将胜利拱手让给澳洲队。但是美国队辩称赛程安排错误,要求重新比赛。大会将美国队的申诉交由特别评审委员会裁决。

希利要求出席委员会的队友代表为美国队争取重赛机会。后来委员会同意美国队的要求,半准决赛特别加赛一场,让美国队顺利参加。夏威夷泳将杜克·卡哈纳莫库脱颖而出,并在决赛中以两公尺的差距击败希利。及至比赛结束,全场观众对希利报以如雷掌声。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利的游泳运动生涯戛然而止,奉召入伍作战,一九一八年不幸阵亡。

路先·杜奎斯尼

一九二八年,阿姆斯特丹奥运

那届奥运三千公尺障碍赛资格赛开跑,芬兰传奇名将帕佛·努尔米跨越水坑时跌倒,随身携带的配速码表也掉落水中。这时只见法国选手杜奎斯尼停下脚步,将努尔米扶起来,还帮他从水中捞起码表。

努尔米在剩下的赛程中也投桃报李。他并没有奋勇向前冲刺,而是和杜奎斯尼亦步亦趋,到最后一段赛道还示意让对方领先,但是杜奎斯尼婉拒他的好意。

拉夫·希尔

一九三二年,洛杉矶奥运

那年发生了奥运径赛史上最引人争议的一件事。在五千公尺长跑赛中,美国选手希尔从最后一名急起直追,一路逼近领先的芬兰选手劳瑞·莱赫蒂宁。希尔两度试图超越这位世界纪录保持人,但两度被莱赫蒂宁刻意挡住去路。最后莱赫蒂宁只以几公分差距惊险夺冠。

莱赫蒂宁的犯规行径相当明显,但是希尔决定不向大会抗议;他相信莱赫蒂宁不会为了夺冠而故意犯规。希尔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还说:“况且,拿银牌很丢人吗?”

希尔雍容大度的表现传遍全世界,瑞典大报《每日新闻报》称许他:“在每一个参加田径赛的学童心目中都是英雄。”

城户俊三

一九三二年,洛杉矶奥运

城户俊三是日本马术代表队骑手,参加障碍赛成绩一路领先,却发现坐骑“九军”已疲累不堪,脚步踉跄,因此他决定宁可放弃,也不愿对这匹良驹造成伤害。两年后,加州里佛塞德郡人道协会在当地树立纪念牌,表彰城户俊三保全坐骑的善行,赞扬他“听到了慈悲怜悯的低鸣,而非光彩荣耀的巨响”。

卢茨·朗格

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

希特勒企图利用柏林奥运来宣扬所谓“亚利安种族”优越性,并且告诫德国选手不得与黑人运动员来往。却有这么一位德国青年反抗了不可一世的“元首”。

美国杰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参加跳远初赛,前两次试跳都不慎犯规,第三次再犯就会取消资格。欧文斯忆述,当时德国跳远选手朗格走过来,建议他提前几公分起跳,成绩难免打一点折扣,但至少可以保住参赛资格,继续挺进决赛。欧文斯从善如流,果然顺利进入决赛,而且拿下金牌(他最终勇夺四面金牌)。欧文斯后来说:“朗格与我的友谊有如二十四K纯金。就算把我所有的奖牌熔化,也抵不上万分之一。”

朗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战阵亡,后来被国际奥委会追赠“顾拜旦奖章”。这项殊荣以现代奥运创办人顾拜旦男爵为名,表扬特别能够彰显运动家精神的行为。

尤坚纽·蒙蒂

一九六四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

蒙蒂是义大利雪车队长,在两项比赛中都遇到同一种状况:对手发生机件故障,参赛资格岌岌可危。虽然义大利队因此夺冠机会大增,但蒙蒂和队友都不愿乘人之危。他们深信,唯有击败最强劲的对手,才算是真正胜利。

双人赛开跑之后,蒙蒂听说英国队雪车断了一个螺栓,可能被迫退出。当时蒙蒂自己的赛程已经结束,于是除下自家雪车的螺栓,送交正在起点等候的英国队。后来英国队拿下冠军,蒙蒂与队友只得到季军。

四人赛登场时又发生类似状况。这回轮到刚缔造奥运新纪录的加拿大队雪车坏了一根轮轴,同样面临取消参赛资格之虞。蒙蒂和队友再度拔刀相助,派出队上技工支援,协助加拿大队即时修复雪车参加下一轮比赛。结果加拿大队夺得金牌,蒙蒂和队友取得铜牌。

蓝尼·巴夏姆

一九七六年,蒙特娄奥运

美国选手巴夏姆参加小口径步枪卧姿、立姿、跪姿射击比赛(男女同场竞技),成绩和另一位美国选手玛格丽特·莫多克平分秋色。但裁判仔细检视所有标靶后,认定巴夏姆略胜一筹,于是将金牌颁给他。

然而巴夏姆认为如此裁决毫无道理,因此颁奖典礼进行之际,他将玛格丽特拉上金牌选手位置,搂住她肩膀一起聆听美国国歌。在奥运会正式纪录上,玛格丽特的成绩还是银牌,她也是第一位得到奥运射击奖牌的女子神枪手。

安东·约西波维奇

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

在轻重量级拳击赛的半准决赛中,美国拳手伊凡德·何利菲德击倒了纽西兰选手凯文·巴瑞,胜利在望,下一场比赛将与南斯拉夫拳手约西波维奇对垒,争夺冠军。然而裁判认定何利菲德犯规,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

巴瑞因此成为那场半准决赛的优胜者。然而巴瑞因曾遭击倒,依规定要等二十八天才能再次上场。结果约西波维奇不战而胜,拿下冠军。

美国体育官员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要求何利菲德杯葛颁奖典礼,但何利菲德坚持出席领取铜牌。会场奏起南斯拉夫国歌时,支持何利菲德的观众纷纷发出嘘声。这时,约西波维奇邀请何利菲德站上金牌位置,分享荣耀,于是全场观众也起立鼓掌。

后来何利菲德转入职业界,成为一代拳王。他忆述往事,说:“我很年轻就开始打拳,所以我可以说︰约西波维奇的风度无与伦比。”

赖瑞·雷缪

一九八八年,汉城(首尔)奥运

加拿大选手雷缪参加单人“芬兰人型”帆船比赛,原本稳居第二,却见到新加坡选手约瑟夫·陈(Joseph Chan)意外落海,无法游回已经倾斜的帆船,只能在海面上挥舞手臂求救。陈参加的是另一项比赛,意外发生时被抛出船外,落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随时可能溺毙。

雷缪牺牲了夺得奖牌的机会,偏离预订航线驶向陈,将他救起后送回船上,让他与队友搭乘一艘救援船回到岸上。

雷缪在那场比赛只获得第十一名,不过国际奥会主席萨玛兰奇后来颁给他一座顾拜旦奖章,表扬他的义举。

比约纳·哈肯斯芒

二○○六年,义大利杜林冬季奥运

加拿大选手莎拉·蕾娜和队友参加高难度的越野滑雪接力赛,一路领先,左滑雪杆却突然折断。她奋力继续前进,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来到上坡路段之后,被其他选手纷纷超越。

这时奇蹟发生,一名男子从赛道旁走出来,将一支完好的滑雪杆交给蕾娜。她重回比赛,努力追赶,结果加拿大队摘下银牌。

比赛结束后,蕾娜才知道那位恩人的身分。哈肯斯芒是挪威滑雪队教练,他的子弟兵只拿到第四名。哈肯斯芒立刻成为加拿大人心目中的英雄。蒙特娄一家报纸的头版标题只印了一个大字“TAKK”,也就是挪威文“谢谢”。

哈肯斯芒本人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说:“运动员本来就应该发扬奥运精神。如果你拒绝对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就算赢得胜利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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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July 2008

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Posted in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3:26 am by 老貓 ·  · 2 Comments · 

这篇稿子我觉得不错,唯一不爽的就是作者用了“有学者指出”、“有学者说”。到底是谁指出、谁说?

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联合早报(2008-07-27)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北京奥运全民皆兵,连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德士司机也要统一着装,显示出中共体制的全能主义色彩。

在中国学者中,悲观派认为,中国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突出了试图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但乐观派则相信,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如日韩经济在奥运后急速起飞。

从8月1日起,北京近10万德士司机将全部穿上新款工装。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回答本报电话询问时表示,德士司机领工装时不用“掏一分钱”,免费发放。

运输管理局官员说,统一着装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仪表,不纯粹是为了奥运;司机不穿制服该如何惩罚则还没决定。

一些奥运举办城市如天津、青岛早已相继推出类似规定。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从正面看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负面看则是改革开放后残留的全能主义试图控制一切的本能——举办北京奥运会恰好让这个体制的优劣点,都暴露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

由于北京奥运会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一般中国学者都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全能主义体制将如何随着北京奥运会发生演变,则是一些学者私下讨论的议题。

乐观派vs悲观派

目前有两大观点,乐观派以1964年日本的东京奥运及1988年韩国的汉城奥运来比拟;悲观派则以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苏联的莫斯科奥运来比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管、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维克多·查(Victor Cha)在去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也做了类似的比较。

他计划在今年底出版的新书《比赛总分之外——亚洲体育中的政治》就探讨了这个主题:北京奥运将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费最巨、收视最高的赛事载入史册。但是中国是否将以负责任的东道主以及崛起国际强国的姿态出现,如同1964年东京奥运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的韩国?还是2008年的北京更像1936年的柏林,被当年的德国拿来作为向国内与国际展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平台?

乐观派:如同日韩 成功现代化

在中国学者之间,乐观派认为日本与韩国分别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成功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丰田、索尼等著名品牌以及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著名品牌在奥运后迅速成为国家名片流通全球。

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后的1967年便超过英国与法国,在1968年更超越西德,虽然经历了1990年代整10年的泡沫经济,依然没有丧失其作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韩国经济也在汉城奥运后急速起飞,成为东亚继日本之后的另一个经济明星,代表国家创意产业的“韩流”风行亚洲。虽然遭遇1997年经济风暴,韩国的总体产业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悄悄进军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年改革开放后已然打下基础,一批拥有国产技术的自主创新产品悄悄进军全球市场,蓄势待发地要成为第三批源自亚洲的国际品牌。

受到通胀、股市重挫、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困扰,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三年来增幅最小;但世界银行数据披露,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生动说明中国在奥运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奥运后所可能发展的轨迹。

悲观派:如同德苏 政权衰亡

悲观派则认为,与当前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一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体制上都倾向全能主义;无独有偶,这两个政权都在举办奥运时如日中天,也皆在举办奥运后的10年内灭亡。纳粹德国在柏林奥运9年后的1945年在盟军的东西夹击下亡国;象征冷战的柏林围墙则在莫斯科奥运9年后的1989年倒塌,苏联也在次年分崩离析。

这个历史现象或许是一种巧合,不具备任何必然意义,然而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却也突出了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中共虽然在面临国际舆论压力时一再强调不能把奥运政治化,但是其面对奥运的态度,却与当年的德国和苏联试图利用奥运平台展现体制力量的心态别无二致。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这个政治任务;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4月30日在北京奥运会百日倒数誓师动员大会上,强调“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都反映了北京奥运对于中共的政治意义。

反映全能主义特质的“举国体制”,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计划手段为体育的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和财政投入,把体育事业当作纯粹的国家行为;民间在这个体制下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

暴露出全能主义缺点

仍然保留全能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缺点,在奥运前夕逐一暴露出来。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坏的无数水库带来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缺乏监督的水利开发所造成的环境后果;6月28日贵州瓮安万人警民大冲突则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危机;西藏首府拉萨3月14日的流血骚乱,更揭示了中国内部的民族自治与宗教自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在缺乏民意表达的制度设计里,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信访制度也面临了挑战。第297期的《凤凰周刊》主题“大接访”,点出了当前的政治困境。为了维系奥运前的稳定,中共谋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阻止民众上访北京。报道提出了一道明显的难题: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维克多·查的新书介绍有一句话说明了问题的症结:“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会引进了一股开明解放的精神和风气,中国的专制政权若轻忽它,将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全能主义与公民意志冲突

北京奥运会使得全能主义试图掌握一切的本能,与现代化社会强调公民自由意志的价值互相冲突,使得开放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中国政府陷入一种不协调的尴尬状况。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本月18日公开否认奥运期间禁止感冒药销售,表示那是“不实的报道,虚假的新闻”。官方人民网14日刊登题为《奥运来了,哪些常用药在药店买不到?》,却明确引述药监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零售药店,除胰岛素以外的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一律停止销售。

网友抨击禁售数百种药做法

数百种禁售药物包括一般民众常用的鼻炎片、复方川贝止咳糖浆、感冒胶囊等普通药物。这在网上引发强烈抨击,有激愤的网友形容这是“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抨击当局在奥运期间短暂开放境外刊物入口供运动员阅读,却伤害国民日常用药的权益。

此前,当局为确保奥运稳定驱赶北京30万外地人口、要求暂缓部分手术以确保血液供给奥运等做法,都是全能主义一贯要求个人为伟大政治目的牺牲奉献的惯性思路。这些做法不但被一些中国民众指责为扰民,全民皆兵式的奥运安保动员及相关措施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也让国际媒体把北京奥运形容为“一个无趣的奥运会 ”(a no fun Olympics)。

刚性的全能主义因为北京奥运而凸显,不但中国民众感受日深,在国际上也造成张力。有学者指出,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传递遭遇冲击,固然有官方所说的反华势力的操控,在更深层次上也象征了中国现有体制与国际普遍价值的不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金石

北京奥运将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悲观派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将被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判断为全能主义的胜利,进而削弱中共向多元开放演进的动力,延缓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悲观派更担心,长期而言中国将因此与美欧等自由主义力量对抗,影响今后的世界和平环境,极端的话甚至重演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命运。

乐观派相信北京奥运的成功将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增强中共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信心,其结果将是进一步摆脱改革开放30年后残留的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中国拥抱现代化国家的价值体系。

东京奥运让日本在国际上彻底切割二战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全球认可的现代化经济强国;韩国也在汉城奥运前后脱离军人统治,实现民主化过程。这个“东亚奥运现象”值得世人参考。

“千万别低估中共学习能力!”

有学者说:“千万别低估中共的学习能力!”中共政治局自十六大以来已举办44次的集体学习,十七大后至今也举办了6次,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参考;因应不断变化的统治条件,中共本身更通过决策的成败不断做出调整。虽然不能指望举办奥运对中国会产生类似日本、韩国的民主化效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许可以让他们更好把握奥运的改革契机。

另有学者比喻说,北京奥运会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犹如一个路丘,是减速平稳前进,高速冒险冲过,还是减速过急而导致车子倒退,确实考验着司机的技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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