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再天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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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作者博客。

再天真一些
刘瑜（drunkpiano）
2010年1月28日

《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 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那么他应该恭喜自己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他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Tags: drunkpiano, 刘瑜, 常识, 拆迁, 政治, 毒奶粉, 民主, 民主的细节, 猪流感, 美国, 高考

刘瑜：一万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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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零一年

作者：刘瑜（drunkpiano）

出处：作者博客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这样的“社会稳定”的确是需要高压维护的。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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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超越那一天

Posted in 文史哲,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8:15 pm by 老貓 · Permalink · 4 Comments · 

作者：刘瑜（drunkpiano）

出处：作者博客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隐退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你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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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磕西藏之A面与B面

Posted in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6:07 pm by 老貓 · Permalink · 6 Comments · 

出处：一五一十
作者：drunkpiano（刘瑜）
发表时间：2008-04-15 10:33
原地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022a71ac161ac269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 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 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 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 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 “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 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 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 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 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 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 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 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 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 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 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 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 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 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 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 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 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 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 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 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 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 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 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 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 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 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 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 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 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 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 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 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 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 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 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 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 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 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 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 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 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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