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超越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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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瑜（drunkpiano）

出处：作者博客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隐退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你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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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思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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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思想统一（梁实秋，原载于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

（一）

有许多事能够统一应当统一的，有许多事不能统一不必统一的。例如，我们的军队是应当统一的，但是偏偏有什么“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名目；政府是应该统一的，但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否达到全国各地还是疑问；财政应该统一的，但是各地方的把持国税，各军队之就地筹饷，财政系统紊乱到了极点；诸如此类应统一而未统一的事正不知有多少，加入我们真想把中国统一起来，应该从这种地方著手做去。然而今年来在一般的宣言，演说，报章里，时常的看见“思想统一”的字样，好像要求中国的统一必须先要思想统一的样子，这实在是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

个人有个人的遗传环境教育，所以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话不错。一个有思想的人，是有理智力有判断力的人，他的思想是根据他的学识经验而来的。思想是独立的；随著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唯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即以孙中山先生说罢，他四十年前即抱革命思想，在如今看来他的革命思想简直和天经地义差不多了，但是在当初满清的时代他的革命思想恐怕就是反动的罢？满清政府对于中山先生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四十年如一日，不为威屈利诱，这是我们所最佩服的。假如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为“思想统一”的学说所误，早该抛弃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满清的顺民了。所以我说，思想是不能统一的。

天下就没有固定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不象许多国的政府似的，可以被一人一家一族所把持霸占。人类文明所以能渐渐的进化，把迷信铲除，把人生的难题逐渐的解决，正以为是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敢于怀疑，敢于尝试，能公开的研究辩难。思想若是统于一，那岂不是成为一个固定的獃滞的东西？当然，自己总以为自己的思想是对的，但是谁敢说“我的思想是一定正确的，全国的人都要和我一样的思想”？再说，“思想”两字包括的范围很广，近代的学术注重专门，不象从前的什么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的名词比较可以概括所有的人之说有的析向。在如今这样学术日趋繁复的时候而欲思想统一，我真不知道那一个人那一派人的思想可以当得起一切思想的中心。在俄国，他们是厉行专制主张思想统一的，据罗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美学教授在讲述美学的时候也要从马克思的观察点来讲！美学而可以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之下，物理化学数学音乐那一样不可以请马克思来统一？这样的统一，实在是无益的。在政治经济方面，也许争端多一点，然而在思想上有争端并无大碍，凡是公开的负责的发表思想，都不妨容忍一点。我们要国家的统一，是要基于民意的真正的统一，不是慑于威力暂时容忍的结合。所以我们正该欢迎所有的不同的思想都有令我们认识的机会。从前专制皇帝的权力据说是上天授予的，绝对不准人民怀疑，否则即为叛逆。现在，政治经济都是专门的科学了，那一种思想能在学理上事实上证明于国家最有利益，那一种思想便是最合适的。我们若从国家的立场来看，思想是不必统一的。

（二）

思想之不能统一与不必统一，我已说过。假如一定勉强要求统一，势必至于采用下列的方法：（都是罗素在他的“思想自由与官方宣传”一篇演讲里说过的，我现在借来申说一下。）

第一。是从教育机关入手

一个人的思想成熟之后，轻易是不容易变更的，除非被学理或经验所折服而自动的变更。但是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他的脑经是一块白版，把某一套的主张和偏见灌输进去便会有先入为主的效力。除了少数思索力强的青年以外，大多数的人很容易渐渐被熏陶成为机械式的没有单独思想力的庸众。这样的学生长成之后，会喊口号，会帖标语，会不求甚解的说一大串时髦的名词，但是不会思想，不会怀疑，不会创作；这样的人容易指挥，适宜于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没有判断是非的批评力，决不能做共和国的国民。这样武断的教育的结果，我们能认为是“思想统一”吗？这不是“思想统一”，这是愚民政策！这是强奸！教育的目的是在启发人的智能，使他有灵活的思想力，适应环境的本领。灌输式的教育已经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似乎也不必复活罢。罗素对于欧洲国家把狭义的爱国观念仇外观念混在历史学里面讲授给学生听，他还认为流弊很大足以养成人民错误的眼光，比爱国观念更狭隘的东西，岂不是更不应该硬填在教育里去所以我们以为，为求思想统一而利用教育机关，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著的效力，然而结果是不健全的。

第二。是从宣传方法著手

发表思想不算是宣传，以空空洞洞的名词不断的应先在民众眼前，使民众感受一种催眠的力量，不知不觉的形成了支配舆论的势力，这便是宣传。对于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宣传是有功效的，可以使得他精神上受麻醉，不知不觉的受了宣传的支配。例如，你到处都看见“吸白锡包香烟！”的标语，如其你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日久自然会不知不觉的吸白锡包香烟了。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用宣传来诱惑人，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近的效果，但结果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 ，职能造成群众的“盲从”。宣传这件东西，根本的就是不要你加以思索，只要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您胡里胡涂的跟著走，所以宣传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思想就不能统一。

第三。是利用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来排除异己

这是消极的办法，消极的排除“思想统一”的障碍。凡是有独自的不同调的思想的人，分别的加以杀戮，放逐，囚禁，这不过是比较浅显的迫害，还有比这个更为刻毒的方法呢。例如，对于思想不同的人，设法使其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非在思想上投降便不能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一般人为了生活问题只得在外表上做出思想统一的样字。再例如，从前的考试制度（即科举）从原理方面讲，未尝不是光明正大的公开取士，然而从方法方面讲，便有不妥的地方。从前科举所考的只是八股，只是四书五经一套老东西，你若是有新思想，不考你的新思想，你若是有新议论，不准你抒发新议论。所以科举的结果只是产生一班迂腐书生，斗方名士，戕贼了无数青年的思想！所以贵乎考试制度者，是在于其能公开，不以一系一派的学说做标准，而以真正的学识做为考试的科目。

上面举的三项方法，都不能造成真正的思想统一，只能在外表上勉强做出清一色的样子，并且这样的强横高压的手段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压制久了之后，不免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动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

（三）

假如用了上述的方法而求思想统一，一方面固然不能达到真正思想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却能产出极大的缺点。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骗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阴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有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

这三类人，第一类的是被淘汰了，剩下的只是投机分子和盲从的群众。试问一个人群由这样的人来做中坚，可多么危险？

在思想统一的局面之下，不容易有“忠实同志”出现。因为所谓“同志”者，是先有“志”然后才“同”，并不是为了要“同”然后再有“志”。所以要号召忠实同志来从事国政，必须令人民有思想信仰的自由，令其自由的确定其思想信仰，然后才可以看出同志与非同志的分别。假如用威吓利诱的手段来求思想统一，除了受排斥的有思想的人以外，只有投机分子和盲从群众了，如何称得起“忠实同志”？

我并不相信在思想上人们的思想绝对的没有相同的地方，人是可以在志同道合的情形之下协力合作的，但是这其间容不得丝毫的勉强。要思想统一便不能不出于勉强之一途，所以思想统一不但是徒劳无功，而且是有害无利。

（四）

外国人常常称赞我们中国是顶自由的国邦，政体虽然几千年来是专制的，思想却自由到万分。这种看法在从前是对的，到现在恐怕有点改变了罢。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虽然是正统，可是别家的思想依然可以自由的传布，当然历史上也有卫道翼教的人，可是各种派别的思想究竟不会遭遇严厉毒狠的压迫。文字狱是有过不止一回，但是当局者完全是以暴力执行，并不会借口什么思想统一的美名。外国人最诧异的是在中国有好几种宗教同时并存，而从来没有象在欧洲一般大规模的闹过乱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方面更是自由，在日本不能讲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可以讲，在美国不能讲的生育节制，在中国可以讲。这也许是完全因为历年来中国执政者太昏聩？无识，疏于防范罢？然而也不尽然。英国的政治家有的是学者，天才，在英国并不曾有过“思想统一”的事实。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向是喜欢容忍的，所以一向有思想的自由，可惜这个被全世界所崇仰的优美的传说，于今日中断了！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活动总是在大致上向著光明 开通的路上走，把迷信逐渐的铲除，也许无意中创出新的迷信来，然而在大致上对于思想总是力求其解放，断断没有处心积虑向后退的。尤其是革命，革命运动永远是解放的运动，应该是同情于自由的。也许革命成功之后，又有新的专制的局面发生，但是断断没有革命运动的本身而对于民众竟采用束缚的高压的政策的。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容忍！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打破现状，只是见著问题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出一点道理来就要说出来，写出来，我们愿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张自由的教育。

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右文已排好之后，在报纸上看到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内有“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决议：（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断丧？？？？民族主义、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

很明显的，现在当局是要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然而我就不知道“三民主义”与文艺作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解宣传会议决议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何就真能产出三民主义的文学来，我们愿意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请任谁忠实同志来创作一部“三民主义的文学”给我们读读。

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由统一中国统一思想到统一文艺了，文艺这件东西恐怕不大容易统一罢？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也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的。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也许有人能创作三民主义的文学，我也不想栏阻人家去创作，不过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你创作出来未必能成为文艺。所谓“反映封建思想的文艺”都在取缔之列，我也不能明白。“反映”二字，是客观表现的意思，不一定是赞成，也不一定是反对，如何可以笼统的取缔？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等的小说，都不免“反映封建思想”，是否应该一律焚毁？“断丧？？？？民族生命”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没有什么意义。

据我看，文学这样东西，如其实是有价值的文学，不一定是三民主义的，也不一定是反三民主义的，我看还是让它自由的发展去罢！

第二篇：论统一思想（作者不详，载于《中国共产党》2006年5月）

统一思想，总揽全局，加强协调，扎实工作。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和认真贯彻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

首先是统一思想。只有思想统一了，总揽全局才有明确的方向，加强协调才有正确的标准，扎实工作才有强大的动力。

统一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我们党在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情况如此复杂的大国，领导前无古人的、极其艰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来武装、统一全党的思想，是断难胜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根本指针，是抵制错误思潮、排除艰难险阻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不能浅尝辄止，读一遍就以为弄懂了；也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不去联系实际。而要在掌握科学理论体系上下苦功夫，要紧密联系实际，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回答、分析、解决干部群众中普遍关心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使大家思想真正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来。

统一思想，当前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要正确地认识形势。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三年来，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当然，在这样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对此不能低估、不能掉以轻心。只看到成绩，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只看到问题，片面夸大困难，也会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我们应当学会全面地看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要认真重视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要有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在解决新矛盾、新问题中前进。同时，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就忧心忡忡，模糊了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动摇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形势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统一思想。领导干部要注意向干部、群众分析形势，宣讲形势，解疑释惑，引导舆论，凝聚人心。

统一思想，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上来。“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中央确定的要长期坚持的总方针。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总方针上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重大方针和任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党中央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正确分析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而做出的正确部署。应当说，当前，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任务、要求、方针、政策是明确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真正理解、真正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不是口头上说“理解”，心里头却不通；表面上说“照办”，实际上却另搞一套。只有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使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增强全局意识，增强纪律观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统一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维护中央的权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人心齐，泰山移”。思想的统一，可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了，就能够大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更有成效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朝看宏伟的目标胜利前进！

第三篇至第N篇：请搜索“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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