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共和梦

Posted in 文史哲,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12:25 pm by 老貓 · Permalink · Comments · 

十年砍柴旧文。修改了一些错别字，加了一些注。

百年共和梦

作者：十年砍柴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偶尔看到这两句时，心底里犹如雷击，一种无力、悲怆感一下子淹没了我。我立刻想起了鉴湖女侠秋瑾曾写过的两句诗：“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百年来，抛却的何止是十万头颅，可共和之梦开花结果了么？回首百年坎坷路，几多感慨，几多伤心。 

　　流血也罢，牺牲也罢，百年来太多太多了，清末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变法的谭嗣同，还是革命的秋瑾，许多人并不害怕流血。最壮烈的当属黄花岗起义，那些青年才俊，受过良好的教育，文雅而英俊，皆是人中龙凤，诚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他们个个有方面之才，却充当了冲锋陷阵而身亡的卒子。这样的牺牲精神更能显出那代人的血性与气度，还有无解的焦虑与迫切，他们等不及了，愿意采取与子偕亡的极端方式，用血肉之躯去博浪一击，冲击旧帝国那座冰山。陈天华蹈海是如此，徐锡麟刺杀上司是如此，黄花岗诸君们的飞蛾扑火亦是如此。 

　　到了晚清那个拐点，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者，只要对时势有起码认知的知识人，都明白再也不能这么过，再也不能这么活了，中国需要大变，但不是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用天命已移来解释神器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手中，他们在探索新的路。 

　　冥冥中似有天意，辛亥年十月十日，双十相逢，就在古老民族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刻，江城_【武昌】一群受过新思想影响的低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一场看起来很鲁莽的造反，大清国那个破房子就劈里啪啦地倒下去了。等孙文回到国内，各省先后挂出光复的旗帜，清室不得不逊位时，中国人选择了“共和”——尽管多数人并不甚清楚共和的真正涵义，以及共和政体下要有哪些相应的制度配套，但多数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他们起码有这种共识：中国不能再请出一个皇帝来供臣民三拜九叩，中国只能选出受民驱使的公职人员，比如总统，比如议员。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暗怀帝王梦的独裁者，胆敢把旧龙袍传出来，无论他多么有权谋，有实力，必定身败名裂，袁世凯是最好的例子。袁世凯将忽悠、吓唬等传统谋术用到极致，促使清帝退位，使中国避免了大范围的战争，功莫大焉，选他当总统以示酬谢未尝不可。那部由渔父_{【宋教仁，号渔父】}加夜班起草出来的《临时约法》公布后，不少人认为有约法在，选袁大头当总统也罢，选孙大炮_{【孙文，外号孙大炮】}当总统也罢，哪怕选黎菩萨_{【黎元洪宅心仁厚，人称黎菩萨】}、黄克强_{【黄兴，字克强】}，都不重要，因为江山社稷因共和体制属于四万万中国人，而非某个家族。 

　　彼时中国对共和、宪政理论有相当了解，并有较好的操作能力者，也就是渔父、任公_{【梁启超，号任公】}等有过留洋经历并见视卓荦的精英，他们也低估了皇帝梦对中国人的诱惑力，一个人处于九五之尊，并将皇位传至子孙，这样的梦哪能一下子在国人脑子消失。时值今天所谓有名号的皇帝吃过的御膳、没名号的皇帝吃过的红烧肉_{【我朝太祖】}，皇帝们用过的器具，平民百姓都愿意斥资一试，何况袁大头这个中原世家出生的庶出子，当了皇帝后，才能出那股小老婆生的鸟气。可是他忘了，那件龙袍已满是跳蚤，强行披上只能惹麻烦。哪怕他驱逐了孙黄，弄死了宋渔父，一个青年病夫蔡锷南陲举起保卫共和的大旗，袁大头皇帝梦未圆却饮恨而亡。 

　　自袁世凯后，所有的独裁者或半独裁者都心知肚明：共和这块招牌挂出来后，谁也不敢冒天下大不讳，将共和的牌子给摘下。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直是中国政客的传统谋略之一。不让换招牌，可以借壳上市，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在龙袍外面罩上一件时髦的马甲。可打著时髦旗号的独裁专制，某种意义上比名实相符的帝制还要可怕，因为前者污染了人们美好的理想以及美妙的汉字。 

　　若无对最高统治者以及统治集团有效的监督体制，哪能让大小官吏谦虚谨慎地当公仆？若无具体的宪政制度对每一个具体公民的自由、财产进行保护，将人民主权的笼统口号喊得震天响又有什么用？其实哪种政体没有漂亮的外衣，纳粹不是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么？帝制时代统治者也宣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个共和政体里怎能出现最高指示不过夜、亿兆黎民高呼万岁_{【我朝太祖】}的怪像？怎能让一个知识人因说几句话而打进黑牢惨遭割喉？_{【张志新】}怎么能让敏感词一串串比帝制时代避讳的字还多得多？ 

　　我们曾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的机会，清室退位后的1912年初自不用说；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初是一次机会；国民军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927年是一次机会；1945年秋日寇投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国内民气达到顶点时是一次机会。可惜，我们的前辈总是轻易丢失了机会，不愿意或不耐烦在会议桌上谈判、妥协，而是沿袭历史的惯性操起了家伙，打斗得血肉横飞，你死我活后分出个高低。 

　　九十六年前，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决定告别帝制，挂出共和招牌时，亚洲的邻居们还在干什么？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还是沙皇统治一群农奴的国家；日本是天皇统治下的军国；韩国是它的殖民地；东南亚被英、法、荷等国瓜分；西亚的穆斯林们还停留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印度的几亿人尚是英国女王在远东的忠实臣民。而我们，我们已经宣称是一个共和国了。可今天看看周围，印度的人民党执政时国力得到提升，可因为对弱势者的生存改善不够被选票赶下来；日本的首相卸任后搬进普通公寓过著平常人的日子；韩国的民选总统已步行跨过了三八线，去斯大林体制加东方君主制混合体的兄弟那里寻求民族和解；被西方孤立的宗教国家伊朗，总统进自己的国立大学讲演能允许学生公开抗议；连明朝末年将永历帝奉送给清廷邀功、一直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西南小邦_【缅甸】，僧侣们显金刚目、发狮子吼，被软禁的反对派女领袖尚能对公众现出莲花般的微笑_{【翁山淑枝】}。 

　　可古老的华夏，是不是还有人做著千秋万代江山一统的梦？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共和路，为什么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上天故意折腾这个民族吗？这样的天问，到哪里去找答案？ 

2007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96年之际

Tags: 东南亚, 人民党, 伊朗, 俄罗斯, 保皇派, 共和, 农奴, 十年砍柴, 印度, 唐德刚, 孙文, 宋教仁, 徐锡麟, 斯大林, 日本, 晚清七十年, 梁启超, 永历, 法国, 清朝, 独裁, 秋瑾, 穆斯林, 缅甸, 翁山淑枝, 英国, 荷兰, 蔡锷, 袁世凯, 谭嗣同, 辛亥革命, 陈天华, 革命, 韩国, 黄兴, 黄花岗起义, 黎元洪

自我认知

Posted in 文史哲 at 7:43 pm by 老貓 · Permalink · 2 Comments · 

任何一种对自己的认知判断，都是有例外的。

比如说，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喜欢吵架，但是跟某位姓陈的老师就是八字不合，每次都针尖对麦芒，那么在这位陈老师眼里我就是个喜欢吵架的人。这样的例外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判断都是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

所谓例外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跟上面这位陈老师性格、观点类似的人很多，为何偏偏就是跟她过不去？没有规律，因此是例外。我通常沉默寡言，但是在好朋友身边时总是滔滔不绝，这不能算例外，因为“在好朋友身边”是我“滔滔不绝”的前提，是有规律的。

自我认知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我不爱吵架”，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或者说是给自己贴的标签，同时也暗示自己不要吵架。于是自己果真的就不吵架了，于是就越来越坚信自己是个不爱吵架的人。

这就是星座心理学。首先星座书作者让读者相信星座（每个星座的性格都有很多方面，只要说中了一两点就足够了；就算自己的星座不太准，看到身边很多人都有符合他们各自星座的性格，也会相信自己只是个例外——这玩的就是概率），再给各个星座贴上标签，比如“喜欢沉溺于幻想”是贴给双鱼座的标签，“双重人格”是贴给双子座的标签，等等。如果有这么一部分读者相当地相信星座，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暗示自己接受星座书的描述，依照该描述微调自己的言行举止。渐渐地他们就真的如星座书所说的一般，也于是越来越相信星座书。

推而广之，无论宗教、邪教、民间信仰、革命理想，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自我认知就是这样有不合逻辑的例外、一不小心就可以被利用的东西。西方哲学很大程度上源于“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神谕，也可见认识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Tags: 宗教, 星座, 民间信仰, 神谕, 邪教, 革命

刘瑜：超越那一天

Posted in 文史哲, 时事与政治, 转载 at 8:15 pm by 老貓 · Permalink · 4 Comments · 

作者：刘瑜（drunkpiano）

出处：作者博客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隐退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你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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