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比荣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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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敏
2008-05-29 09:41:37
来源:南方周末

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本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上书四川省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林强先生。

我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做火炬手和观摩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而你居然要求转让自己的这些荣誉，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你这个举动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林强：主要基于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沉重？

林强：因为大地震。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你认为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

林强：当然。学校倒塌是一个社会事件，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你的这种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强：从我目睹悲剧现场的那一刻开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林强：我可能是四川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13日上午我接到命令，把海南来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安全送往北川。到了设在北川中学的救援指挥部，已是14日凌晨5点多。救援队马上投入战斗，我插不上什么手，就带着摄像机走到县城去。那时指挥部到县城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队伍主要集中在北川中学。我想一个人去看看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南方周末：你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是什么？

林强：我看到一个家长在痛哭。一座五层楼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爬不出来，又没有救援队，家长看着自己孩子的生机一点点地流失，但完全无能为力。我赶到前的四个小时，孩子就在家长眼皮底下去世。家长一直哭，一直喃喃地说那是我娃娃，我娃娃成绩多好多好。

南方周末：这样的场景，你到现场之前有过心理准备吗？

林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心里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当时你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林强：我马上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那天走得急，钱带的也不多，就一两千块钱——我全部掏出来塞给他，他不要，说娃娃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旁边的人把钱接过去帮她塞到口袋里。我也知道这钱对他没有意义，但我就这一个安慰方式，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南方周末：实际上只是反映你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

林强：对。是一种自我救赎。我当时特别自责。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我固然没有直接责任，但在良心上，我对不起那个学生，对不起那个家长。

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

南方周末：你也可以不这样自责，毕竟，这是8级地震，你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啊。比如四川省教育部门就刚刚宣布校舍倒塌有五大原因。一是地震超过预计强度。二是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三是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四是校舍陈旧落后。五是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总之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这么一来，自然就无须问责了。

林强：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南方周末：具体到你看到的那个场景而言，到底是天灾还是悲剧呢？

林强：我认为主要是悲剧。因为那个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林强：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不完全是天灾杀人。缺乏监督的体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

林强：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请辞奥运会火炬手

南方周末：所以你要请求转让你的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

林强：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你的请求会得到批准吗？

林强：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而且我不只是要转让自己的资格，我更希望张艺谋先生能够体察大地震造成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体察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巨大震撼，对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出相应调整。

南方周末：你认为主要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

林强：奥运会开幕式应该隆重，但更应该素朴，更应该庄严，更应该体现我们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悲悯元素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不止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基调，现在都需要调整。我们伤痛，但我们坚忍不拔，这应该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南方周末：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怎么落实呢？

林强：就从火炬手人选的调整开始。把担任火炬手和观摩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尽可能让给抗震救灾的英雄代表、死难者亲属以及灾区人民代表，这更能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让奥运火炬传递成为心灵和生命的接力。

伟大英勇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

南方周末：你的思考极具价值。但这种思考在教育界有代表性吗？

林强：实话实说，没多少代表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南方周末：我听到的一个声音说，过去一些人总骂中国教育这不好那不好，但现在他们可以闭嘴了。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成绩单，很多老师舍己救人，为保护自己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很多孩子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同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林强：这个声音在教育行政系统确实比较突出，但它的突出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问题很大。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从人道的角度思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那些老师确实伟大英勇，那些孩子确实伟大英勇，但伟大英勇并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

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悲悯两个字。

林强：我这么强调悲悯，是因为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悲悯。

南方周末：这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林强：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的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的道歉；所有这些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和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分量并不重，这都是具体表现。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正含着眼泪，没日没夜地在倒塌学校的废墟中寻找建筑材料，作为以后评估的依据。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们本来应该在歉疚的前提下感激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不但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用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现在教育系统很少人愿意这么想，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大家现在都很忙，要安排灾区考生高考，要塑造抗灾模范，要统计物质损失，要规划灾后重建。但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忽视，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林强，四川资中人。1973年入伍，1987年转业到四川省教育厅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为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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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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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目：一边……一边……
小朋友写：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老师批语：他到底是要脱还是要穿啊？

2、题目：其中
小朋友写：我的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
老师批语：你是蜈蚣吗？

3、题目：陆陆续续
小朋友写：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老师批语：你到底有几个爸爸呀？

4、题目：难过
小朋友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
老师批语：老师更难过。

5、题目：又……又……
小朋友写：我的妈妈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老师批语；你的妈妈 是变形金刚吗？

6、题目：你看
小朋友写：你看什么看！没看过啊？
老师批语：没看过。

7、题目：欣欣向荣
小朋友写：欣欣向荣荣告白。
老师批语：连续剧不要看太多了！

8、题目： 好吃
小朋友写： 好吃个屁。
老师批语：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9、题目：天真
小朋友写：今天真热。
老师批语：你真天真。

10、题目：果然
小朋友写：昨天我吃水果，然后喝凉水。
老师批语：是词组，不能分开的。

11、题目：先……再……，例题：先吃饭，再冼澡。
小朋友写：先生，再见！
老师批语：想像力超过了地球人的智慧。

12、题目：况且
小朋友写：一列火车经过，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
老师批语：我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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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思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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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思想统一（梁实秋，原载于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

（一）

有许多事能够统一应当统一的，有许多事不能统一不必统一的。例如，我们的军队是应当统一的，但是偏偏有什么“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名目；政府是应该统一的，但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否达到全国各地还是疑问；财政应该统一的，但是各地方的把持国税，各军队之就地筹饷，财政系统紊乱到了极点；诸如此类应统一而未统一的事正不知有多少，加入我们真想把中国统一起来，应该从这种地方著手做去。然而今年来在一般的宣言，演说，报章里，时常的看见“思想统一”的字样，好像要求中国的统一必须先要思想统一的样子，这实在是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

个人有个人的遗传环境教育，所以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话不错。一个有思想的人，是有理智力有判断力的人，他的思想是根据他的学识经验而来的。思想是独立的；随著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唯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即以孙中山先生说罢，他四十年前即抱革命思想，在如今看来他的革命思想简直和天经地义差不多了，但是在当初满清的时代他的革命思想恐怕就是反动的罢？满清政府对于中山先生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四十年如一日，不为威屈利诱，这是我们所最佩服的。假如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为“思想统一”的学说所误，早该抛弃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满清的顺民了。所以我说，思想是不能统一的。

天下就没有固定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不象许多国的政府似的，可以被一人一家一族所把持霸占。人类文明所以能渐渐的进化，把迷信铲除，把人生的难题逐渐的解决，正以为是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敢于怀疑，敢于尝试，能公开的研究辩难。思想若是统于一，那岂不是成为一个固定的獃滞的东西？当然，自己总以为自己的思想是对的，但是谁敢说“我的思想是一定正确的，全国的人都要和我一样的思想”？再说，“思想”两字包括的范围很广，近代的学术注重专门，不象从前的什么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的名词比较可以概括所有的人之说有的析向。在如今这样学术日趋繁复的时候而欲思想统一，我真不知道那一个人那一派人的思想可以当得起一切思想的中心。在俄国，他们是厉行专制主张思想统一的，据罗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美学教授在讲述美学的时候也要从马克思的观察点来讲！美学而可以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之下，物理化学数学音乐那一样不可以请马克思来统一？这样的统一，实在是无益的。在政治经济方面，也许争端多一点，然而在思想上有争端并无大碍，凡是公开的负责的发表思想，都不妨容忍一点。我们要国家的统一，是要基于民意的真正的统一，不是慑于威力暂时容忍的结合。所以我们正该欢迎所有的不同的思想都有令我们认识的机会。从前专制皇帝的权力据说是上天授予的，绝对不准人民怀疑，否则即为叛逆。现在，政治经济都是专门的科学了，那一种思想能在学理上事实上证明于国家最有利益，那一种思想便是最合适的。我们若从国家的立场来看，思想是不必统一的。

（二）

思想之不能统一与不必统一，我已说过。假如一定勉强要求统一，势必至于采用下列的方法：（都是罗素在他的“思想自由与官方宣传”一篇演讲里说过的，我现在借来申说一下。）

第一。是从教育机关入手

一个人的思想成熟之后，轻易是不容易变更的，除非被学理或经验所折服而自动的变更。但是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他的脑经是一块白版，把某一套的主张和偏见灌输进去便会有先入为主的效力。除了少数思索力强的青年以外，大多数的人很容易渐渐被熏陶成为机械式的没有单独思想力的庸众。这样的学生长成之后，会喊口号，会帖标语，会不求甚解的说一大串时髦的名词，但是不会思想，不会怀疑，不会创作；这样的人容易指挥，适宜于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没有判断是非的批评力，决不能做共和国的国民。这样武断的教育的结果，我们能认为是“思想统一”吗？这不是“思想统一”，这是愚民政策！这是强奸！教育的目的是在启发人的智能，使他有灵活的思想力，适应环境的本领。灌输式的教育已经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似乎也不必复活罢。罗素对于欧洲国家把狭义的爱国观念仇外观念混在历史学里面讲授给学生听，他还认为流弊很大足以养成人民错误的眼光，比爱国观念更狭隘的东西，岂不是更不应该硬填在教育里去所以我们以为，为求思想统一而利用教育机关，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著的效力，然而结果是不健全的。

第二。是从宣传方法著手

发表思想不算是宣传，以空空洞洞的名词不断的应先在民众眼前，使民众感受一种催眠的力量，不知不觉的形成了支配舆论的势力，这便是宣传。对于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宣传是有功效的，可以使得他精神上受麻醉，不知不觉的受了宣传的支配。例如，你到处都看见“吸白锡包香烟！”的标语，如其你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日久自然会不知不觉的吸白锡包香烟了。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用宣传来诱惑人，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近的效果，但结果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 ，职能造成群众的“盲从”。宣传这件东西，根本的就是不要你加以思索，只要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您胡里胡涂的跟著走，所以宣传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思想就不能统一。

第三。是利用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来排除异己

这是消极的办法，消极的排除“思想统一”的障碍。凡是有独自的不同调的思想的人，分别的加以杀戮，放逐，囚禁，这不过是比较浅显的迫害，还有比这个更为刻毒的方法呢。例如，对于思想不同的人，设法使其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非在思想上投降便不能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一般人为了生活问题只得在外表上做出思想统一的样字。再例如，从前的考试制度（即科举）从原理方面讲，未尝不是光明正大的公开取士，然而从方法方面讲，便有不妥的地方。从前科举所考的只是八股，只是四书五经一套老东西，你若是有新思想，不考你的新思想，你若是有新议论，不准你抒发新议论。所以科举的结果只是产生一班迂腐书生，斗方名士，戕贼了无数青年的思想！所以贵乎考试制度者，是在于其能公开，不以一系一派的学说做标准，而以真正的学识做为考试的科目。

上面举的三项方法，都不能造成真正的思想统一，只能在外表上勉强做出清一色的样子，并且这样的强横高压的手段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压制久了之后，不免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动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

（三）

假如用了上述的方法而求思想统一，一方面固然不能达到真正思想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却能产出极大的缺点。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骗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阴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有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

这三类人，第一类的是被淘汰了，剩下的只是投机分子和盲从的群众。试问一个人群由这样的人来做中坚，可多么危险？

在思想统一的局面之下，不容易有“忠实同志”出现。因为所谓“同志”者，是先有“志”然后才“同”，并不是为了要“同”然后再有“志”。所以要号召忠实同志来从事国政，必须令人民有思想信仰的自由，令其自由的确定其思想信仰，然后才可以看出同志与非同志的分别。假如用威吓利诱的手段来求思想统一，除了受排斥的有思想的人以外，只有投机分子和盲从群众了，如何称得起“忠实同志”？

我并不相信在思想上人们的思想绝对的没有相同的地方，人是可以在志同道合的情形之下协力合作的，但是这其间容不得丝毫的勉强。要思想统一便不能不出于勉强之一途，所以思想统一不但是徒劳无功，而且是有害无利。

（四）

外国人常常称赞我们中国是顶自由的国邦，政体虽然几千年来是专制的，思想却自由到万分。这种看法在从前是对的，到现在恐怕有点改变了罢。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虽然是正统，可是别家的思想依然可以自由的传布，当然历史上也有卫道翼教的人，可是各种派别的思想究竟不会遭遇严厉毒狠的压迫。文字狱是有过不止一回，但是当局者完全是以暴力执行，并不会借口什么思想统一的美名。外国人最诧异的是在中国有好几种宗教同时并存，而从来没有象在欧洲一般大规模的闹过乱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方面更是自由，在日本不能讲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可以讲，在美国不能讲的生育节制，在中国可以讲。这也许是完全因为历年来中国执政者太昏聩？无识，疏于防范罢？然而也不尽然。英国的政治家有的是学者，天才，在英国并不曾有过“思想统一”的事实。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向是喜欢容忍的，所以一向有思想的自由，可惜这个被全世界所崇仰的优美的传说，于今日中断了！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活动总是在大致上向著光明 开通的路上走，把迷信逐渐的铲除，也许无意中创出新的迷信来，然而在大致上对于思想总是力求其解放，断断没有处心积虑向后退的。尤其是革命，革命运动永远是解放的运动，应该是同情于自由的。也许革命成功之后，又有新的专制的局面发生，但是断断没有革命运动的本身而对于民众竟采用束缚的高压的政策的。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容忍！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打破现状，只是见著问题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出一点道理来就要说出来，写出来，我们愿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张自由的教育。

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右文已排好之后，在报纸上看到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内有“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决议：（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断丧？？？？民族主义、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

很明显的，现在当局是要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然而我就不知道“三民主义”与文艺作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解宣传会议决议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何就真能产出三民主义的文学来，我们愿意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请任谁忠实同志来创作一部“三民主义的文学”给我们读读。

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由统一中国统一思想到统一文艺了，文艺这件东西恐怕不大容易统一罢？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也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的。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也许有人能创作三民主义的文学，我也不想栏阻人家去创作，不过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你创作出来未必能成为文艺。所谓“反映封建思想的文艺”都在取缔之列，我也不能明白。“反映”二字，是客观表现的意思，不一定是赞成，也不一定是反对，如何可以笼统的取缔？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等的小说，都不免“反映封建思想”，是否应该一律焚毁？“断丧？？？？民族生命”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没有什么意义。

据我看，文学这样东西，如其实是有价值的文学，不一定是三民主义的，也不一定是反三民主义的，我看还是让它自由的发展去罢！

第二篇：论统一思想（作者不详，载于《中国共产党》2006年5月）

统一思想，总揽全局，加强协调，扎实工作。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和认真贯彻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

首先是统一思想。只有思想统一了，总揽全局才有明确的方向，加强协调才有正确的标准，扎实工作才有强大的动力。

统一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我们党在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情况如此复杂的大国，领导前无古人的、极其艰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来武装、统一全党的思想，是断难胜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根本指针，是抵制错误思潮、排除艰难险阻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不能浅尝辄止，读一遍就以为弄懂了；也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不去联系实际。而要在掌握科学理论体系上下苦功夫，要紧密联系实际，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回答、分析、解决干部群众中普遍关心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使大家思想真正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来。

统一思想，当前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要正确地认识形势。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三年来，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当然，在这样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对此不能低估、不能掉以轻心。只看到成绩，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只看到问题，片面夸大困难，也会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我们应当学会全面地看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要认真重视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要有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在解决新矛盾、新问题中前进。同时，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就忧心忡忡，模糊了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动摇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形势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统一思想。领导干部要注意向干部、群众分析形势，宣讲形势，解疑释惑，引导舆论，凝聚人心。

统一思想，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上来。“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中央确定的要长期坚持的总方针。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总方针上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重大方针和任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党中央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正确分析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而做出的正确部署。应当说，当前，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任务、要求、方针、政策是明确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真正理解、真正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不是口头上说“理解”，心里头却不通；表面上说“照办”，实际上却另搞一套。只有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使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增强全局意识，增强纪律观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统一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维护中央的权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人心齐，泰山移”。思想的统一，可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了，就能够大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更有成效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朝看宏伟的目标胜利前进！

第三篇至第N篇：请搜索“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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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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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

作者：龙小霞、延军平、孙虎、王祖正（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刊于：《灾害学》第21卷第3期，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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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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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转一段连岳的话】

“多难兴邦”现在是个流行语。我个人非常反感这种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大地震就应该多来几次。我想，每一次“难”后，政府应该多花心思在自己的缺失上，而不是习惯性喜丧，将白事变成红事。在四川大地震后出现的暂时人道大同，那是对人性的致敬，而不是对某个政府的效忠——不要混淆这个区别。

【再看看《财经》主编胡舒立的文章】

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
胡舒立
《财经》总第212期　出版日期：2008-05-24

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有史以来就灾害不断，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SARS到禽流感，从年初的冰雪之灾，到本月的汶川大地震，大灾频仍，旱涝台风亦连年肆虐。诸灾之中，尤以此番汶川大地震最为惨烈，令国人世人心灵震撼，激情涌动。

有道是“多难兴邦”。过去的两周，举国哀恸，国人对此古训必是感慨良多。但是，多难并不必然兴邦。当我们由激情而思索，由思索而行动，从大规模的救人赈灾，转为更大规模的灾区重建，进而转为未来更大范围的减灾防灾，我们仍需不懈地探索和建立崭新的巨灾防范体制。

答案越来越清晰：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这样的体系注重未雨绸缪，注重科学专业，注重多方配合，尤其注重可执行性。数万骤然逝去的生命再度警示我们，建立这样的体系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这一体系必须对自然灾害区分轻重缓急，界定政府和民间的责任，并且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这一体系当能对巨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需要统一管理，需要科学对待，需要成本投入，尤其需要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其核心内涵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即使眼前没有灾难发生，全社会都应知道自己面临何种自然风险的威胁；灾难发生的概率、程度如何？危害多大？涉及多少民众，多少房屋、道路、桥梁、厂房、商场？有多少属于经济存量的资产暴露在风险范围之内? 种种变量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作出动态分析。

这一体系注重未雨绸缪，当能把自然灾害的后果尽可能降低。古今中外无数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对巨灾的事后反应，逐步转移到事前防范。现在，许多人在反思学校、幼儿园的建筑质量。其实，所有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和设施，都应该对建筑的防灾标准作出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若要行之有效，还需辅之以配套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并且有专门的机构跟踪检查和执行，并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否则，“豆腐渣工程”仍然无法根除。

在1923年9月1日发生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也曾出现大量校舍倒塌、学生集体遇难的惨剧。此后，日本秉持“学生的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的理念，明确规定，学校教学楼必须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模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从那时起，学校便成为每一个地方最牢固的建筑，成为地震后灾民的首选避难场所。不过，在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中，仍有部分校舍倒塌，随后，日本政府实施基于新标准的“校舍补强计划”。然而，13年来，这一计划未能全面落实，公立中小学经费相对不足是重要原因。日本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为中国镜鉴。

当然，怎样的事前防范，都不能完全省却灾后的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此次汶川大地震告诉人们，救灾行动艰巨复杂，其紧急迫切与艰险的情势，不亚于一场浩大、复杂的战役。在巨灾瞬间发生之后，如何才能确保不失分秒地作出正确反应？我们迫切需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对突发性巨灾的综合协调反应机制，协调各方力量，及时、有效和可靠地对灾害展开救助。

地震等自然巨灾之摧毁力令人悚然。应对灾厄，民众需要具备防灾抗震的知识和物资储备，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救灾行动中，其人力、物力等资源，需要明确优先顺序，作出合理安排。军队与地方各部门的救援协调更需要统一、专业的指挥。享有采访自由、尽职尽责的媒体，也应当懂得如何以专业素养，尊重救灾行动大局。

综合协调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离不开有效的融资安排。地震发生后，多渠道社会捐赠场面感人，成果显著，所集资金也正可成为此次救灾资金的重要补充。但也应当看到，灾后社会捐赠，特别是普通群众的捐赠，主要是一种爱心表达；而民间慈善机构的有组织捐赠和国际援助，也只能起到资金补充作用。救灾资金主渠道仍然也只能是政府财政资金和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与再保险机制。须知首当其冲的永远是最弱势群体，而纵使在目前中国财政资金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其上限仍然存在。有了行之有效的巨灾保险与再保险体系，还可以通过与风险挂钩的保费与赔付机制，反过来正面影响巨灾的防范，例如，激励和约束建筑标准的提高和执行。

当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可避免地需要让公众确信捐赠资金得以高效安全运用，需要让财政救灾拨款及时到位，需要执行严格的采购政策和程序，并且尽可能地公开透明，等等。此次巨灾过后，海内外华人乃至国际友人，不分妇孺贫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确保捐赠钱物的使用高效透明，其意义超越经济，事关民族凝聚力的长远。

说到底，对巨灾的管理，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体现其公共治理水平。制度从建立到完善，从纸上规划到深入人心的实施，需要多年的持续努力，亦难免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前，民气可贵，理当抓住良机，高瞻远瞩地思考和设计巨灾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

中国正处于多灾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政府对防灾已给予相当重视。从由国务院副总理挂帅的国家减灾委员会，到去年8月下发的《国家综合减灾 “十一五”规划》，无不表明对巨灾风险的防范和治理，已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此次国家领导人在数小时内亲临巨灾现场，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广大军人和民众奋不顾身、顽强尽责地抢险救人，更是令世人动容。然而，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如今的汶川大地震，都显示出既有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现行高度军事化的救灾模式之有效性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如何，不应将强有力的政府简化为“大政府”，甚至因此缅怀命令经济的“优越性”。

灾难恐怖总会过去，重创的伤口需要平复，但是，这次地震肯定不是中国遭受的最后一次巨大灾害。成千上万的生命和血泪的教训，不会也不应淡忘，必将促进中国建立起一个综合协调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这是中国的历史责任，也必将成为中国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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